对话傅士卓：求解中国基层政治
“任何一个人，只要手上有了难以制约的权力，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提拔自己认识的人，给他们好处，像亲戚、朋友以及秘书等，这样一来，势必就会在地方形成以家族为单位的小派系。”——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科学教授 傅士卓
责任编辑：戴志勇 实习生 施玉卿
任何一个人，只要手上有了难以制约的权力，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提拔自己认识的人，给他们好处，像亲戚、朋友以及秘书等，这样一来，势必就会在地方形成以家族为单位的小派系。
当地仍有不少人对提高人大地位表示怀疑，不愿看到人大权力逐步扩大。但在我看来，在目前的政治体制框架下，像温岭这种增强人大作用的创新不仅合法，而且很有必要。
其实不用照搬西方的民主体制，仅就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政治体制而言，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是有很多事情可做的。
村级选举影响有限
南方周末：我注意到，就您早期对中国的研究而言，更多集中在精英政治这块，但近些年来深入到中国一些地方做了不少关于基层政治尤其地方治理创新方面的研究，这种研究对象的转移是出于什么考虑？
傅士卓：这当然是考虑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情况，尤其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矛盾愈演愈烈，我很关心这些矛盾在未来进一步的发展变化，以及中国各级政府又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去克服这些矛盾；特别是干群矛盾的日趋激烈化，这已成为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问题，我去了中国很多地方，包括四川、浙江等等。
南方周末：谈到基层政治，我首先想到的是基层民主和基层选举问题，虽然这些年来中国在这一块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给不少人的感觉仍是进度偏慢，以直接选举为例，目前我们仍停留在村一级。
傅士卓：就我个人的研究而言，我关注的重点不在村级选举，因为我觉得这一级选举的成功与否对整个中国政治体制的影响极其有限，毕竟就中国现实来讲，很多自然村还是以自治为主的，而且村一级并不囊括在中央、省、市（区）、县、乡（镇）这样一个五层政治架构中，它对整个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并不会带来多大的动力或者说压力。
但我观察到，自1990年代末开始，中国不少乡镇开始做了一些尝试和创新，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因此，我才逐步开始研究中国的基层政治问题。
地方政府做了不少创新
南方周末：很多人一度很看好这些尝试和创新，比如在一些地方就进行过乡镇直选的试验，但这类试验并没有得到推广，往往只是昙花一现。
傅士卓：但是，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些创新和尝试，它们中有很多还是很不错的，特别是1995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发了一个关于干部提拔的文件，其中提到，基层干部的选任可以通过几个阶段来完成，虽然没明确说选举，但至少给了一个可供讨论的口子。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文件，后来在四川、湖北等省的一些地方出现了乡镇一级选举的尝试，像四川的新都市、四川的平昌县和湖北的杨集就陆续搞了一些选举。
回到你的问题，这类尝试为什么没能得到推广，我想，按照美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这里边最主要的因素还是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试想，如果有足够的激励机制鼓励地方政府做这类尝试和创新，我认为，事情是能够逐步做成的，这样，中国就有可能慢慢地走上一条基层民主的路。遗憾的是，后来我发现现实中没有这样的激励机制，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和官员做这些尝试和创新是得不到好处的。
南方周末：后来尝试的空间越给越窄了。
傅士卓：现在基本上不存在了。虽然有些地方还在搞各种形式的选举，但这些选举往往不带有竞争性。
南方周末：给地方创新和尝试的空间，您认为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傅士卓：我想主要是基于：在很多地方，干部和民众的冲突日趋激化，也就是说，很多地方干部行事武断，他们在土地征收等各种问题上，滥用手中的权力，欺负民众；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中又出现了很多小派系，严重影响了地方官员的选任。
正是意识到上述问题的存在，并且处于提高地方干部素质的考虑，决策层特别是中组部开始觉得，如果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到地方干部的选择、提拔中来，引入适度的竞争性，可能能起到一定效果，进而使选出来的干部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乡镇直选因何没继续下去
南方周末：关于地方派系问题，2011年，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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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瓦特
村干部是拳头打出来的，县乡镇干部是两条腿跑出来的，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百姓抱团取暖，群体事件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