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大学“公共”课

内地与香港，去塞求通乃是当下之要。但如何去做？香港一些大学里的“公共课”可能会让你觉得耳目一新的。七十多岁前政府官员、60岁的法官、各领域的成功人士与在校的大学生、中学生，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与内地人……坐在同一个屋顶下，一起听课、讨论，他们不为文凭，仅仅是为了“去塞求通”。

八年来，我在香港大学开过5次公共课。在香港的大学教育体系里，公共课与面向所有学生的通识课不同，是大学的收费课程，参加者可以是在校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大略就是所有人。

2014年5月这回的课，同学中最年长的和最年轻的，相距40岁，一位是60岁的前区域法院法官，一位是港大经济系学生；2012年那回，年龄差是60岁，一位是七十多岁的政府劳工处前副处长，一位是中学生。

这是别致的组合。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和内地人成为同窗；一些在各自领域卓有成就的资深人士和稍显稚嫩的在校学生比邻而坐；许多香港媒体的记者、编辑、编导，甚至还有电视台台长和非传媒人士（媒体的读者和观众）一起热烈切磋。看来，“1949年以来的国事风云和传媒命运”这个题目，大家都有兴趣。有位澳门记者，每周六乘水翼船来香港听课。她手头不宽裕，有同学和这门课的几位旧生（老同学）相约捐款，做她的Sponsor（赞助人），支持她来学习。

“我们对中国的历史知道太少”，许多香港同学这么感慨。1957年发生了什么？1960年发生了什么？1966年发生了什么？……借着传媒的历史，他们和我“一同走过从前”。其实，来自内地的同学同样有太多历史知识的盲点。讲起中学里考过的“八荣八耻”，他们莞尔，可说起某年惊天大事，大多摇头不知。一位年轻海归，大概是企业家的儿子，他听我说文革中“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红海洋”的荒唐故事，有点不以为然。他说爸爸讲过，“红宝书”对指导做生意很有用处呢。

我的愿望，就是梁任公那句：“去塞求通”。我们用社交媒体建了个群，做课前预习和课后讨论。讨论也会从历史跳回现实，这个群成为最新资讯的集散地，和媒体人最新作品的分享平台。“生日报演示”是我课程的必备内容，每个同学都要寻找自己出生那天的旧报，亲手触摸历史，并在课堂上演示——讲解他（她）降生时的宏大历史，和从旧报上发现的细碎却珍奇的史实。若能以小观大，我会特别点赞。

有位大学老师，生于1968。她在自己出生那天的《南方日报》上发现了一篇小故事《化妆间里的批判会》，说的是剧团演革命剧，老化妆师却把英雄人物化得有点像才子佳人，于是，大批判会就在化妆间里展开了……

有位香港记者，生于1982。她见到《人民日报》在揭发一篇“层层拔高，合理想象”的假报道。那篇关于一起银行火灾的灭火新闻，夸大救灾场面，编造英雄故事。1980年代初的党报，对这种假大空宣传还是有警觉的。

这是活的历史，这才是不能“虚无”掉的过去。从公共课的同学中，我看到“拒绝遗忘”已经成为共同需求。好吧，继续，一课课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