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门”青年 “一个人的毕业照”走红背后

高考扎进“冷门”，大学坚守“冷门”，留学换新“冷门”。除了兴趣，薛逸凡更看重“独立性和自主能力”。

“你是不是一个人，跟你辛不辛苦，承受多少孤独，没有多大关系。”“我这样的冷门，要比别人更赶。只有学有所成，才能破冷门而出。”

“可能我们既要鼓励那些站出来走不同道路的梦想家，也不应该戴上有色眼镜看待那些所谓追逐名利、其实也奋斗一生的‘普通人’。”

坐在3112名毕业生中，薛逸凡没想到自己被校长点了名。

2014年7月1日，北京大学2014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校长王恩歌在讲话中突然提到了这位最近因“一个人的毕业照”走红的学生。

“她所在的古生物学专业，或许是中国唯一的只有一个学生的专业。很多网友赞她为女汉子，其实，无论什么专业，寂寞也好，热闹也罢，作为校长和老师，只要你们学有所成，只要你们快乐成长，就是我们内心最大的满足。”

18天前，薛逸凡拉着父母在校园里拍照，其中一张单人照中，她身穿学位服戴方帽站在北大图书馆前，贴着脑门的刘海微乱，目光略带俯视，黑框眼镜滑向鼻尖，看起来有些无精打采。回家后，她仿照班级集体毕业照的固定格式，独自在照片上PS了一行端正的红字：“北京大学2010级古生物专业合影。”

她本来只想“欢乐一下”，就像平日写的那些自嘲的网络日志。不过，当天这张“毕业照”一发到网上个人空间，瞬间击中了网络槽点。

这个1992年出生的姑娘和她蹲守4年的“冷门”，迎来前所未有的舆论热度。接受媒体采访时，她借用自己熟悉的生物学进化论总结：我们经历了或者还在经历着一种为了社会需求、他人的眼光去选专业、学习的工业化高等教育阶段，但我们何时才能进化到为兴趣而学的小时代？

“命中注定”

大二时曾有同学问薛逸凡：“你找到你的命中注定了吗？”她回答说：“必然没有，或许说已经找到——古生物专业。”

实际上，这一志向当她还是高二学生时就已确立。那年，她拿到了北京市生物竞赛一等奖，又成为北京十一学校唯一一人加入市队参加全国竞赛。“我一直很相信有天生的兴趣点。如果有古生物竞赛的话，我应该会参加古生物竞赛。”

这不只是一场比赛，还关乎能否取得自主招生资格。薛逸凡已经给一年后的高考定下明确目标——她查到的当时唯一开设古生物本科专业的北大元培学院。“就是为了古生物”。

她的爸妈和全天下父母一样操心。从事计算机工作的父亲“有眼光”：“去学水利工程或者是核物理这样的专业，将来的事业会很稳定。”还夸张地说到“万一爆发战争的时候，搞偏一点的科学首先受影响”。母亲倒是无所谓：“你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几番家庭讨论后，父亲同意了女儿的选择，“兴趣很重要”，不过潜台词是，家境还好，再不济，也不需要为生计操劳。

不出意料的，经过8个月的突击，薛逸凡拿到了全国生物竞赛一等奖，顺利获得参加北大自主招生资格，并被元培学院确认录取。

在官方介绍里，元培学院是北京大学本科教育改革的试验基地，“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深圳特区’”，试图构建中国特色的博雅教育体系。

在元培学院，学生可以选择不同专业，与其他院系并无太大差别。但有的专业属于该院特设，比如，2008年设立的古生物学，是该院第一个交叉学科专业，这有别于该校上世纪90年代并入地质学专业的原古生物学专业。

若从报考情况来看，古生物无疑是元培学院最冷门的专业。2010年入学的薛逸凡，是古生物专业的第四任学生，唯一的女生。

始终由元培学院培养出来，也只有薛逸凡和第二任。第一任是从生科方向转来的，第三任来自地空学院，想转考古文博院失利，这才来了古生物，“从一个冷门进入另一个冷门”；保研时又想转考古，但因没考四级不能跨院保研，结果不得不继续留在古生物专业。

有人这样调侃：“北大古生物所有在读本科生凑到一起吃饭，都很难都凑齐一个四人方桌。”因为总有年级没有学生。

在其他专业学生看来，这些“单传”的“冷门青年”，都是神人。

元培学院特聘导师、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副院长刘建波曾经这样给“冷门专业”分类：“一种是高考生不愿报考、大学生也不愿学习的比较‘艰苦’的专业；一种是社会需求较小且不被社会公众熟知的专业；再一种是被归入‘无用’行列的基础类型的专业。”

研究早已消逝的古代生物，古生物专业显然很容易被视作“无用”。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赞赏薛逸凡“独特的坚守和兴趣”，“在崇尚‘白富美’的时代显得稀有而令人钦佩”。

“我也是来上课的”

入学前，薛逸凡就大概知道本专业可能只有一个学生。她被分到2010级行政一班，几十位同学坐在一个教室里。起初她还疑惑：“谁说冷门了？人也不少啊。”但很快缓过神来：古生物专业，确实只有一人。

就她。

四年下来，行政班里的同学们过着“各自的课程表时间”。薛逸凡的感受最强烈。

元培学院团委副书记贺飞平时负责下发通知，组织集体活动，但薛逸凡很少参与。她要自己选课，应付各种作业，很难调剂出时间。

如今想来，薛逸凡最遗憾的是，四年里没能和室友们一起旅游。大三时，她们本来约好利用清明假期一起去青岛玩，临出发时，一个女生有事退出，薛逸凡也突然接到教她编程的国外导师来华通知，不想错过当面请教机会，只好临时把车票和宾馆全退了。“四人游”成了“双人游”。室友在海边游玩时，薛逸凡熬夜“跑了两天程序”。

元培学院的学生住在校内36楼，楼上两层女生，楼下四层男生。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曾撰文说，该学院类似哈利·波特小说中的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在现实中和牛津、剑桥的住宿学院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只是经过了本土化改造”。

在行政班里，薛逸凡接触最多的就是同宿舍的这三位室友：两个学经济，一个学社会学。前者是最热腾腾的专业。共处一室的四个女生，有时在睡前聊聊天，但大多不谈专业。有时其中两人聊天，薛逸凡一般不中途参与进去，“这倒不是说避讳或者躲，人家聊人家的，我干我的嘛。”

一起吃饭也是奢望。“女生是怎样一种动物呢？高三时，连上厕所都想拉帮结伙。”但身在“冷门”，做不到。课程表不同，每天起床各有早晚，中午的时间也对不上，“各有各的教室，各自去就近的食堂”。

作为交叉学科，古生物专业利用了生命科学学院（简称生科院）的一半课程和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简称地空学院）的一半课程。双重资源，也有双重烦恼。

“没有一门课为她单独开设，选课时会有很大的冲突。”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说。

薛逸凡优先安排地质课程。由于较长时间的共同上课和实习，她在地质班找到了集体的温暖，“唱歌、吃饭，出去游玩或者到静园草坪去夜餐”都会叫上她，有时她恍惚以为“就是自己人”。

而生物课这边，她只能把时间错开，实在协调不成，只能先上完高阶课程，下一年再补修低阶课程。有时甚至需要在不同年级之间来回跑。

生科院的课程涉及很多实验，需要两人搭档，一般是按照学号或者报名顺序来排，“也不知道我那年就那么巧，安排在我旁边实验台的那名学生退课了。”

让薛逸凡记忆犹新的一场植物实验，拿试剂做检验，试管非常多。那本来是个两人实验。她一个人。为了在规定时间里完成实验，不被扣分，她一只手夹四个试管去倒试剂，结果一失手，右手食指和中指间夹着的一管试剂掉在地上，摔碎了，重新配剂其实很快，但那一刻，望着一地残片和四溢的试剂，她心里咯噔一下，“失落感无以复加地泛滥开”。

另一次经历，让她的孤独感一刻泉涌。某天在实验室，其他人都是一个班的，她挂单在一旁，取实验器材时，一些学生误以为这个陌生人是随堂助教，请她就一些问题释疑解惑。她因为有生物竞赛的底子，试着作了解答，完了之后认真地说：“我也是来上课的。”

有时一些看似平常不过的细节，她也不免过于伤感。一次在做鱼解剖实验时，她打开活鱼腹腔，去看心脏跳动状态，在心跳停止那一霎，她感到鱼的眼睛转了一下，似乎望了她一眼，“至今记得，充满了忧伤”。

“原来你就是那个古生物呀”

外界的看法，学校里的氛围，薛逸凡不是没动摇过。“整个专业只有我一个人，有着极大的课业压力和孤独感”。

在大二时候，她甚至曾想过转专业。她拿着填好的转专业的申请单，在院长办公室门外犹豫了很久。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有同学提醒她：“在大学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还能学自己喜欢的东西不多，你干嘛不坚持下去？”

最终，她回到了教室。

有一段时间，她在网上发了各种自嘲的日志。

一篇题为《不是生科的，你不是地空的，你也不像个元培的——古生物学生活十大尴尬》的文章被转发到北大BBS，各种吐槽和冷幽默，成为一时热帖。

流传最广的一个段子是：“经常在跟别人介绍完自己后听到对方真诚而激动的如下回应：‘原来你就是那个古生物呀！’同志，看在我还活生生站在你面前的份上，怎么着也算是现生动物吧。”

后来她也不再顾忌在其他专业的同学面前“拽专业”，比如这样自我介绍：“本产品于1992年出厂，内部配有新型高科技仿生钙质磷酸盐骨骼……”

还有，“当周围人不是在看经济、法律，就是在看数双的时候，你独抱着电脑看古生物学和火成岩，顿时就有一种如同穿越了一般的神一样的淡定。”

有一天她站在未名湖边，似真半假地调侃：“孤独有时也是件很美的事儿。”不过翻看当年日志，薛逸凡曾告诉同学，自己记忆最深的一句歌词是：“If you need someone who cares for you（如果你需要一个人来呵护）。”这是《cry on my shoulder》中的一句，基调略带伤感。

薛逸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那些自我调侃只是“表面上很乐观，甚至多少有点苦涩”。她“真正做到想开了”，正是在大二之后。

有一天在她大倒苦水之后，室友终于忍不住说：“不要以为只有你是最辛苦最难过的，我们也很忙。”

“那是我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也突然就明白，你是不是一个人，跟你大学辛不辛苦，承受多少孤独，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薛逸凡说。

这时的薛逸凡开始看宗教哲理书。她拿禅宗的“活在当下”开导自己：“佛教说世界都是空的，很多人觉得就是说活着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原来我也有这个误解，后来沉下心想了想，它会让你更加坦诚面对你已经不能改变的东西。比如说，我就是一个人的专业，觉得这样挺好。”

她在窗台养了一盆仙人掌，“仙人掌一身刺，有些孤单啊，仙人掌还有些倔强和要强的感觉，在干旱之地，不被人看好的地方，生长得很好。”同学们开起玩笑：你在孤独的冷门中，倔强而要强，不就像株仙人掌嘛！

薛逸凡也觉得这种说法有些意思。她很早就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叫“Eva snow”，她的理想是做一个国际知名的科学家。巧合的是，后来她才知道，有一部西班牙电影就叫《Eva（伊娃）》，讲的是一个科学家的孤独故事，最后只能得到自己研制出来的机器人的慰藉。

在大二时，也曾有同学问薛逸凡，情人节怎么过？她说，“和GRE过。”后来又有人问她最近在看什么书，她脱口而出“数据结构与算法”。

学霸之名不胫而走。

北大有规定，每个学生一学期选修课程最好不要超过25分，薛逸凡最高纪录是24.5分。她说自己其实还不算最勤奋的。

生科院的课程实验有时会以小组形式开展，每次需要临时选个组长，薛逸凡说，她一般先观察同组人，发现“靠谱的”就服从参与，如果感到“都不太行”就会自荐。她有自信，“也是为自己的成绩负责”。

小组实验成绩会计入每个人的成绩单。对薛逸凡来说，每次成绩对毕业后申请出国留学都很关键。

“我这样的冷门，要比别人更赶，才好。”薛逸凡说，“只有学有所成，才能破冷门而出。”

“努力从窄门进来吧”

薛逸凡曾总结，除了兴趣，她更看重“独立性和自主能力”。

和她早早确定高考志愿一样，对于大学毕业后的出路，她在大二就想好了：出国留学。她果断地退出了元培学院的“学科委”（即学术科研创新委员会，该院下设的学生实践部门），转而申请了科研小组。在北大，本科生科研属于自选动作，这能为毕业后申请出国留学加码。

地空学院教授江大勇是薛逸凡所在的科研小组的导师。他没有马上敞开大门欢迎这位本科生，而是给了三篇纯英文论文，让她过几天来汇报研读心得，算是入门考试。薛逸凡顺利过关。

科研小组大约10人，薛逸凡每周都参加组会，与组里那些研究生师兄师姐们很快熟络起来。她还得到一张属于自己的桌子，研究生需要“坐班”，她作为本科生，算是“编外”，但没课时“经常去那里办公”。

在组里，薛逸凡做的是数据分析。“当你跑的数据很符合你的预期的时候，你就会特别嗨。”在做“贵州龙”（一种古生物化石）研究时，她会根据数值比如前肢的长度来判定它的性别。“你看多了之后，别人再给我一块新化石标本，我就基本上80%一眼看出它是什么性别的，我不需要去测量。这个时候你觉得经验积累多了，就会有这种小小的成就感。”

“贵州龙”的研究，为她获取了四年里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作为本科生，她的学术论文《贵州龙性二型与异速生长分析》进入了国际SCI期刊文献检索系统——这在许多学校是对硕士博士生的要求。为了那篇论文，她先后改了十几稿，连续熬夜一个月。

四年的孤独坚守没有白费。薛逸凡一共申请了16所学校，拿到了其中6所的接收函。

不过，她没有选择同样的古生物专业，而是与本专业相近的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生物学硕士。

在一条“人人状态”中，她提到“亲手拒掉了第一个带奖学金的本专业PHD（博士学位）offer（接收函），要求换成硕士，决定去尝试新东西希望不会是错的，安逸的PHD拜拜了”。

7月底，薛逸凡就要出发前往美国。她笑着说，计算生物学也是个小专业，但好歹一班还有19个同专业学生。她对未来充满乐观。

在薛逸凡看来，冷门专业的就业面宽窄与否，除了大众观念外，更要看自己的内心。比如古生物专业，“就业还是可以的”，“可以做研究，立足于大学、研究所、博物馆，可以去公司，辅助寻找矿产石油等，还可以从事其他与地质相关行业，如海洋地质研究，或者地震局。”只是这些行业，与当下众人热捧的银行、互联网等热门赚钱的行业比起来，还是冷，也清苦，也很难被别人视为成功。

6月25日凌晨，薛逸凡发了一条微博：“在这个处于过渡阶段的社会中，可能我们既要鼓励那些站出来走不同道路的梦想家，也不应该戴上有色眼镜看待那些所谓追逐名利，其实也奋斗一生的‘普通人’。一个人，只要他对于自己的生活不懈怠，那么不论他的理想是否在别人眼中高尚或者充满功利，他都值得钦佩和尊敬。每个人都有理由为自己的生活骄傲。”

薛逸凡还跟南方周末记者说起纪德的经典小说《窄门》。其中援引了《圣经》里的一段话：“你们努力从窄门进来吧，因为宽敞的门和宽广的路会使人堕入地狱，许多人都是从这里堕落的，但窄门和狭路却会使人得到永生，只是很少有人能够发现窄门和狭路。”

南方周末记者问：“古生物也是‘窄门和狭路’，你也是‘少数的发现者’？”她哈哈一笑：“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