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房】杨早 中了文化的“毒”

嗜书如命的杨早说自己和鲁迅一样，中了中国文化的两个“毒”：韩非的峻急和庄子的随便。有趣的是，他也是汪曾祺的“信徒”，清淡沉静，迷恋趣味。

杨早 知名学者、 《话题2005》至《话题2013》主编，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著有《民国了》、《纸墨勾当》、《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等。编有《沈从文集》、《汪曾祺集》等，译有《合肥四姐妹》。

杨早端上一杯金山时雨，“产自安徽绩溪，胡适的老家”。茶香清淡，叶卷如索。

杨早的家位于北京五环外的小区，挨着京沈高速，却出奇的安静。家里随处都是书—客厅的两面墙边立着黑色的大书架，里面满满当当是历史类和文学类的书，儿子的火车玩具零落地堆在一边；他与妻子在同一间工作室写作，随手可拿到晚清民国时期的参考资料，妻子研究的文学史书籍也参杂其间；卧室里有几个古色古香的壁橱，打开之后没有被褥或细软，而是轻阅读的小说或散文。

“你注意到进门的储藏室了吗？”他问我。储藏室仅容一人，俯仰仍是书，他主编了九年的《话题》就位列其间。

北京正逐渐热起来，杨早不断添上茶水。还不到蝉鸣的时节，午后显得寂寥，但抬头看看四周，密集排列的书倒有些众生喧哗的感觉。

读“禁书”的时代

杨早的书处在循环之中。北京居大不易，存放成本太高，他常常把一些旧书卖给朋友的二手书店，又换一批书回来。留下的藏书大多和他的研究相关，专业是现代文学，后来转向舆论史、地方史。

他对书籍分类没有强迫症，但显然也不是放任自流的那种。一竖排是全集，沈从文全集、梁漱溟全集、鲁迅全集等等，一竖排是报刊资料，一竖排是地方研究，北京和上海的地方史分庭抗礼。杨早对家里藏书的位置很清楚，想到什么，马上拿来。餐桌旁堆的是他自己写的书，一摞《民国了》。

话题却是从武侠小说开始谈起。金庸与温瑞安隐藏在沙发后面的书柜里，是他颇有情怀的收藏。港台的武侠小说八十年代初期被引进中国，开始成为一代人早期阅读的重要启蒙。大概初一的时候，杨早读完了金庸，彼时还是纯粹的阅读快感的释放，后来他不断重读，注意到其中充盈的文化细节。他想写一本书，比较金庸最初在报纸上发表的版本、第一次修订版和第二次修订版的区别。

八十年代，胡乔木曾发动“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武侠小说几乎都榜上有名，读武侠还有某种文化抗议的姿态。但在那之前，杨早的阅读早就“生冷不忌”。6岁到10岁之间，杨早被送到四川富顺老家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爷爷喜欢订阅杂志，他就跟着看了大量的文学杂志。有次和邻居显摆，“我刚看完了一篇小说，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邻居夫妇对看一眼，“这样……不好吧。”还在上小学的杨早一下子惊慌起来，不明白为什么平时会受到表扬的事情突然起了变化。

父亲是教师，家中有一些暂时“儿童不宜”的“禁书”。杨早哈哈一笑，说这些书是最好找的，因为父亲用报纸把它们包了起来，一找一个准。大学二年级暑假，杨早去西安旅游，父亲让他带一本刚刚出版的《废都》回来。杨早在路上翻完了这本充斥着“此处省略XX字”的争议之书。父亲阅毕，感慨一句，“你都看《废都》了，《金瓶梅》干嘛对你封禁？”家里遂不再有“禁书”之说。

把民国抄写下来

没有一个嗜读成性的人能够解释为什么爱上读书，杨早也一样。

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但这不是理由—“有时候双胞胎中一个喜欢读书一个不喜欢。”高中时，杨早读完了鲁迅全集，这位尖锐的先驱曾激励他成为一个“愤青”。他说自己和鲁迅一样，中了中国文化的两个“毒”：韩非的峻急和庄子的随便。可同时，他也是汪曾祺的“信徒”，清淡沉静，迷恋趣味。

杨早赞同胡适的说法，“世界上最幽默的人是周氏兄弟。”他不认为鲁迅只批判，他文章中有大量颇可玩味的有趣细节，和汪曾祺有异曲同工之妙。鲁迅和汪曾祺影响他至深，倒也不是无法相融的“冰与火之歌”。

研究生时，杨早决定转向研究现代文学的源头—晚清民国时期。这个时期的历史、人物也成为他后来不断回溯的对象。在客厅角落里的工作间，书架上是累累一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辛亥百年的时候，出版社约他写一本有关辛亥革命的书，就是后来的《民国了》。这本书以动态的手法返回历史现场，仿佛亲历了当时街头巷尾的种种细节。

但杨早看到了写此类史书的局限，学者张鸣也写了一本有关辛亥革命的书，《辛亥：摇晃的中国》。“我一看，哎呀完了，我们引用的参考书一模一样”。杨早意识到，虽然写作的手法不一样，但占有的知识并没什么差别。“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杨早认为自己做学问属于“为己”，必须超越自己，不做重复的事情。于是，他开始了抄写民国报纸的过程。

“当时一个普通人，如何想象自己身处的社会？只能是通过报纸。”2012年的每一天，他抄写1912年的民国报纸。一年大概抄了一百多万字。在遥远的1912年，一切历史都还远未尘埃落定，报纸上的文章每天都在表达无数的可能性。杨早看到了当初那些尚不明朗的线索，如何发展成影响至今的事件。

抄报的同时，杨早也继续编着自2005年一直坚持的《话题》丛书，这本书聚焦当下关注度最高的话题。穿梭古今之间，杨早觉得，太阳底下从无新事。《话题》封面上写着“播新知 列谱系 破虚妄”，其中“列谱系”又最为重要，他试图找出当下热点事件的精神谱系，“了解当下人的想法从何而来”。

杨早四岁的儿子正在读《托马斯和朋友们》，是英国牧师瑞福·奥德瑞在1945年创作的铁路故事，里面写一个蓝色蒸汽小火车和他的火车朋友们的冒险故事。他的学者朋友滕威对孩子读蒸汽小火车的故事比较抗拒，因为里面充满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杨早倒不担心历史上伏线千里的“精神谱系”的影响。对于儿童阅读，趣味最重要，批判还为时尚早。

“狐狸型”学者

相对于客厅厚重的历史阅读，卧室中的藏书偏轻快，一套《张恨水全集》摆在显著的位置。

“你有没有非常现代的书？和你的专业相关度不大的？”我问。杨早想了半天没有结果。在闲谈中，他却透露了自己另一个阅读兴趣。在讨论张恨水的时候，他提到了《鬼吹灯》。“你看网络小说？”“当然看。”杨早一下子来了兴致。网络小说并不以实体的形式存在于这个安静的书房内，但显然并不隐形。

“《鬼吹灯》，《盗墓笔记》，清穿三座大山，猫腻的 《庆余年》、《朱雀记》……”杨早开始数自己读过的作品。他把网络作品放在移动端里，闲暇时就拿出来看，一部网络小说动辄几百万字，他也都能追完。“为什么不呢？我很想知道他们到底写了什么。”杨早最感兴趣的是穿越小说，刚开始是一个人穿越回去，后来是来回穿越，现在已经有一座城市穿越回去的类型。“所有的穿越都是穿越回乱世，”杨早说，“作者其实想表达一些东西，放在了穿越的壳子里。”杨早认为穿越小说是当下中国人想象力的集中体现。

英国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将学者分为“狐狸型”和“刺猬型”两类。“狐狸型”学者兴趣广泛，关注内容博杂；“刺猬型”学者则尝试专攻一个体系。杨早无疑是“狐狸型”学者，他谈论辛亥革命和民国，也谈论《哈利·波特》和《三体》，甚至毫不费力地“穿越”到网络小说。

作为资深的文艺青年，书并不是他唯一的兴趣。客厅里有一个柜子专门放音乐碟片，以及小津安二郎和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全集。“小津是我最喜欢的电影导演。”而杨早在网上最新的电影评论是关于张艺谋的新片《归来》。为了写好评论，他专门重新看了严歌苓的原著《陆犯焉识》，还发现了三处历史、地理错误。“我是细节控。”杨早说。

在他去幼儿园接儿子之前的空余时间里，我和摄影师抓紧时间向“杂家”杨早轮番提问。“我想走一下中国边境，请问有什么关于中亚的书？”“我在写一篇关于日本的文章，请问日本研究方向有什么推荐的人和书？”“我想了解一下民族史，该看什么书？”

杨早一一回答，直到我们的本子上记满了书名。他不太好意思地笑道，“其实我也不是什么都知道。”

[对话杨早]

不看完书不发言

记者：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是否存在必须要看的书？

杨早：一个人要构成完整的知识谱系，各个领域的书都要涉猎一点。对于中国人，还是有一些作家的作品不得不看，如果你不看的话，对语言是不够了解的。比如说，六大名著，所谓“四大名著”加上《儒林外史》和《金瓶梅》。

记者：对读书的环境有要求吗？

杨早：不太有。小的时候在地摊上读武侠小说，周围都是卖菜的也读得下去。但最近的习惯是越读越慢了，有的时候一个月也读不下一本书，因为越读越细。

记者：你刚写了《归来》的影评，怎么看它的原著《陆犯焉识》？

杨早：水准之上，但是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不够。作者很多时候喜欢站出来说话。我一向觉得这是不高级的写作手法。我做过一个梦，我梦见和其他两个朋友组成写作小组练习写作。我们有一个严格的规定是不能写判断句。比如说不能写“二姨妈是一个长舌的妇人”，只能说“二姨妈特别喜欢传播别人的故事”。保持自己置身事外的态度，只用描述。《陆犯焉识》经常是作者自己跳出来评论或阐述，我不太喜欢。

记者：你看书有什么习惯？

杨早：一本书翻开，我至少要看完，而且不看完不发言。

记者：你现在在读的书是什么？

杨早：一个是徐皓峰的《道士下山》，和传统小说的写法很不一样，值得一读。一个是迈克尔·桑德尔的《金钱不能买什么》，是应一个读书会的邀请，顺便自己梳理一下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的冲突问题。

记者：有哪位作者出的书是你必买的吗？

杨早：如果汪曾祺还活着，他出书我必买。现在，阿城出的书我是必买的。

记者：你怎么定义一本好的小说？

杨早：我提出过三个特性，语言、想象力、人物。我首先看重语言，然后是想象力，因为想象力实在是太稀少了。我为此还和别人争辩《三体》是不是一本好小说。有人说它文笔很差，我觉得差不差先不管，它的想象力是很好的。好小说至少要在这三个维度中的一到两个达到极致，其他的我可以不要求。你都达到当然更好，但这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