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是安身立命的乐土，哪里就是中国”唐奖汉学奖首届得主余英时教授的生平与贡献

2014年6月21日，传来余英时先生获得“唐奖”的消息，这是台湾商人尹衍梁资助设立的科学奖，单项奖金约合一千多万人民币，成为目前全球最高的学术奖，唐奖有四个奖项，余英时先生获得的是其中的汉学奖。台湾学者李奭学的这篇文章，相信可以增进读者对余先生生平与学术贡献的了解。——编者

华人世界的政治发展，余教授遥兮心系，学院派的“学者”一称恐怕再难描述其人，中国传统以天下为己任的“士”，才是形容他的最佳词汇。余国藩教授在克鲁格奖的推荐书上即盛赞道：“余英时教授就是他笔下的中国‘士’的典型，一生的研究与经历都在反映这一点。”

余教授相信，整体而言，中国的价值系统经得住现代化——甚至是后现代情境——的考验。中国人所应致力者，是赓续发掘本身已有的精神资源，“更新自己既成的价值系统”，庶几就不会在变局中迷失自己，甚而可以贡献一己，为万世开太平。

童騃岁月

1930年，余英时教授出生于天津市，本贯为安徽省潜山县官庄乡金城村。父协中公（1898-1983）尝留学美国，入哈佛大学，然未及毕业即返国任教上庠，并担任国府军政要职。1937年10月之前，除了天津外，余教授曾随父亲住过北平、南京、开封和安庆诸城。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余父为避战祸，令余教授随伯父回到群山环绕的官庄祖居，一住八九年。

官庄只有传统私塾，余教授上过三四年，从《三字经》和《百家姓》读起，其后，也听讲《左传》和《战国策》等书，开始与闻中国史籍。不过多年后，余教授回忆起这段童騃岁月，道是读来最感兴味盎然的乃中国古典小说。他从《罗通扫北》读起，继之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荡寇志》、《西游记》与《封神演义》等书，而且相信小说对他的“帮助比经、史、古文还要大”，终而使他“能掌握中国文字的规则”。余教授的中文造诣，因此始于文言文，包括稍长读到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私塾的先生，甚至帮余教授打下古典诗的写作基础。

中学适龄之时，余英时教授离开故里官庄，赴潜山邻县舒城和桐城继续学业。桐城系近世桐城派古文的发源地，余教授只受了一点算术和英文教育，时间几乎都用在课读中国古典，而且兴趣盎然。抗战胜利前后，余教授入高中，遂努力补足前此他几未受过的现代教育，而且考进父亲创办的东北中正大学历史系。国共内战期间，余教授回到北平，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深入思考有关民主、自由、个人独立种种问题”，同时阅读梁启超、周作人和胡适等人的著作。他虽同情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却和阶级斗争论格格不入，思想走上了“温和的西化派”，影响深及尔后的学术发展。余教授系家中长子，国府仓惶辞庙之际，奉父命留守上海家中。同年秋，他北上考进协中公卒业的燕京大学历史系，攻读中西史学。

亲炙钱穆

1949年底，协中公夫妇由台湾移居香港，隔年元月，余教授赴港和家人团聚，自此离开中国，变成“海外的流浪者”。其时钱穆（1895-1990）和朋友在港草创新亚书院，2月，余教授在协中公带领下经钱氏亲自考试，进入新亚就读。前此余教授已读过钱穆名作《国史大纲》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推崇备至，如今得以亲炙其人，遂开始多年温笃的师生之情，常以《国史大纲》小叩大鸣，进而专攻汉魏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史，如是者五年。

1952年夏，余教授自新亚毕业，在香港小学任教两年。其间，余教授亦常叩门，私下向钱穆请益。钱穆移居台湾后，余教授每有来台的机会，亦必躬诣外双溪素书楼，闻问受教，一时传为杏坛佳话。钱穆本人是近代新儒家的典型，但他和别出儒如张君劢（188-1969）、唐君毅（1909-1978）等人有所不同，绝不以门户匡限自己，反而承袭了“北宋以来综汇经、史、文学的儒学传统”，尤宗朱熹。钱穆的身教与主张，日后对余教授有绝大之影响，终身几不以欧陆哲学家的语言讨论儒学。

求学哈佛

钱穆之外，余英时教授的另一师承是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

1955年春，余教授以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的身份抵哈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