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我正在把目光转向中国”

    南方周末：你认为在一个政党当中，政治领袖与理论领袖是何种关系？
    吉登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政治领袖不应为日常工作所困，而应听取意见，尝试去实施建议。政治领导不可能是全能的，这就需要有人在背后做理论支持，并在政策转变之前提供给政治领袖作参考，特别是总理或者总统一类的人。
    南方周末：你在工党中扮演何种角色？你跟布莱尔是什么关系？
    吉登斯：就绝对意义上来说，我从来没有为布莱尔工作过，我只是为工党提供意见。因此我的意见和布莱尔并不总是相同，例如在国际恐怖主义和伊朗问题上。
    我只是作为一个沟通者，联系着布莱尔，也联系着工党。我们尝试创造支持工党的整套理论体系。当1989年苏联东欧巨变时，我们知道这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我们就花了若干年时间去研究政策如何适应现代社会，因此新工党最早抛弃左翼路线而选择中左。
    南方周末：近年来在欧洲，比如北欧和西欧等地大批右派政治力量执掌政权，左派力量式微。而右翼推行的改革也获得了欢迎，比如在近日法国的大罢工当中，萨科齐的政策得到了民众的支持。这是否意味着你主张的“第三条道路”已经失败？
    吉登斯：在法国问题上，你刚才提到的法国总统萨科齐是个中右派的政治人物，许多人都在怀疑萨科齐所进行的改革是否必要。例如法国需要对劳工市场、对大学教育进行改革，需要检讨省的规模，需要缩小官僚机构和减少官僚主义。我想，在欧盟这个大环境下，这取决于萨科齐能否在国内严重的不稳定情况下持续这些社会改革。结果如何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这是法国重新振兴的必经之路。
    如果用“第三条道路”的观点来分析，就要认识到市场机制的作用，努力解决市场的不平衡。我并非对某个国家特别挑剔。法国仍然面临较严重的问题，例如现在法国某些地区的失业率达到50%，种族分裂严重，比如有北非的移民，移民冲突剧烈等等。目前萨科齐总统的政策还是不够理想的。在欧洲也的确有许多右翼派执政的政府。因为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左派人士，所以我持这样的观点。
    中右派政府采取的措施也不是说全部都应该被否定。德国发生的改变要比法国明显，但德国也有许多需要改革的地方，比如失业率等等。这就取决于德国总理默克尔夫人如何进行改革。欧洲正面临着一个继续巨大改革的时期。对既定的、根深蒂固的制度进行改革，有时候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如果在有政策空白的地方引入一些改革相反要容易一些。
    南方周末：你对中国情况了解如何？这个国家对你的理论有何意义？
    吉登斯：我正在把目光转向中国，我的意思是我现在不是研究中国的专家。每个人在过去的十到十五年里都看到了中国的崛起。全球化让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有发展的可能，全球化使繁荣从西方往中国、印度等地转移。
    南方周末：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在迅速发展，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吉登斯：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工厂，我认为是好事，这样中国也会得到产业升级。人们也将获得更好的教育，使穷人也获得机会。中国进入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就要有市场社会，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中国要应对许多发展中的不平衡，例如贫富分化和环境问题。人们看到，在中国贫富悬殊，它被允许继续在中国存在。但是，你必须为人们提供社会保障，为人们进行社会投资。因此，虽然我们知道中国贫富悬殊，但这不意味着政策要倒退。我们所有人都希望中国走上民主的道路。中国加入了WTO，中国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也负有重要责任，不能再说我们是世界上的“别的国家”，我们是在一起生存的。
    南方周末：有西方媒体说西方把污染输送给中国，却享受中国的工业产品。对于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
    吉登斯：西方国家必须严肃对待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把温室气体排放限制在最低水平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布什却一直否认全球变暖。西方应该争取实现更大的减排量。我觉得中国的环境问题比较严重。中国也是《京都议定书》的成员，也必须为自己产生的一些问题负责任。中国和印度都必须承担起责任，即使它们觉得不如这些工业化国家富裕。

    （郭韵、温翠玲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