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韵：砖、纸、瓷的文化记忆

在上海住了二十年，我工作的地方最早在外滩附近的解放日报大楼，后来搬到福州路的金陵海欣大厦，如今搬到张江的华佗路办公。每天走在不同年代的建筑里，看到不同朝代的建筑夹杂、混搭在一起，经常有穿越时空之感。

在都市工作生活久了，经常也有厌倦的感觉。人如同花瓶里的塑料花，全然无生气。这时候就渴望一场旅行，把自己放到草木和山川大自然中去，去接接地气，沾染阳光和雨水。

“寰行中国” 别克中国文化之旅的邀请，使得我内心的愿望得到了实现，我也有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一周的时间里，我驾着最新款的“昂科雷”SUV，从上海出发，途径安徽宣城、安庆，江西景德镇，途径九江，最后抵达湖北武汉。

上海的根在哪里？

我从来不知道上海还有古城墙。6月19日，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领着我们去看上海至今还残存一段50米的明代古城墙。

这段古城墙在浦西的大境路上，这条短短的小马路，全程走完就几分钟，却是上海重要的历史见证，古城墙、大境阁和白云观三个人文景点都坐落在这里。大境阁和古城墙是同一时代的产物，大境阁是道观，里面有一段残存50米的古城墙，与白云观一起曾经由全真教派管辖，在过去的岁月里，几经战火，反反复复修复，成为老上海的风景名胜。

阮仪三和他的弟子告诉我，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上海县连续5次遭到倭寇大洗劫，县市几将半成焦土，损失极其惨重。为了保护自己，全城百姓用3个月时间，赶筑了一座周长9里、高2丈4尺的城墙，防御倭寇进范。当时因城墙需要大量用砖，砖厂烧砖速度不够，当地乡绅和大户人家，纷纷带头，拆掉自己的房屋，把砖捐给政府，修建城墙。阮仪三带我们看一块砖，让我们拍照。这块砖上刻有四个字，“状元及第”。这表示有一户出上海状元的人家，为修城墙，拆掉自己的房屋，把砖献给了政府。城墙建好以后，倭寇多次来犯，直逼城下，却始终没能攻入城池，城墙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如今的城墙，已经存在了四百多年，在不同的年代，经过反反复复的维修。阮仪三手指的一块砖，上面刻有“咸丰X年上海城砖”八个字，说明这块砖是一百多年前修缮的时候用的。值得一看的是，还有两块带有“中国结”图案的明代砖。

大境阁建于古城墙之上，原城墙北段设万军、制胜、振武、大境四座箭台，后废台改建四庙，大境关帝庙即其中之一。大境阁内主祀三国关羽，两侧附设财神殿、月老殿。明崇祯七年，以及清雍正、乾隆年间均加整修，清嘉庆二十年，改建三层高阁，道光二十五年，增建熙春台。

民国元年，上海拆城，填城壕、筑马路。为保留大境阁，该段城墙没有拆，上海警察厅南市分局进驻，民国5年，重修。民国36年，住持道士李锡庚主持大修。新中国成立后，沪南区道士以该庙为茶会处，每天上午道士聚会，成为经忏业务统一接洽处。

上世纪60年代，该庙改作工厂车间。1990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拨款200万元，南市区人民政府集资700余万元，合计投资900余万元对大境关帝庙和古城墙进行大修，并作为旅游景点开放。

今天的古城墙和大境观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大境观属于上海市道教协会，是今日上海道教研究、教务活动、对外联谊的场所。

我在大境阁待了半个小时，古城墙内游客不多，反倒是城墙外，车水马龙，路上来来往往行人不断。他们知道上海的根就是这里吗？

徽派文化的宣纸

从上海出发，我们驱车抵达宣城。几个小时的车程后，上海的阴暗和雾霾就被飞驰的昂科雷抛在了身后。

这一站，我们要在泾县乌溪镇的宣纸文化园中体验宣纸工艺。中国宣纸集团以生产红星牌宣纸而闻名海内外。宣纸文化园是其下属的一个流水线，目前已成为安徽省最具特色的旅游文化项目之一。

宣纸产于安徽泾县，古属宣州，故称宣纸。原产地在泾县西南小岭一带。中国古代流传至今的大量古籍珍本、名家书画墨迹，大都使用宣纸保存。2006年，宣纸的传统制作工艺被列入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又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导游告诉我，当地独特的青檀树皮，是宣纸不可替代的主要原料，而且必须是长满三年的枝条才可使用。宣纸厂把收来的树皮捆扎好，加入草灰等材料，经过蒸煮，放到山坡的石滩上，风吹日晒雨淋，夏过三月，冬经半年，让青檀皮自然氧化漂白，再经过多种原料发酵打浆，用竹帘抄成纸张。

实际工序并不简单。第一道工序：碓皮。先打皮，工人在石臼里放好原料，用大锤舂捣、打压，直至粘和成“皮”。这道工序，以前是靠人工踩踏，现在则是机械带动。然后切皮。把打出来的“皮”叠加起来，放在长条板凳上，用刀切成小斜三角形状的碎片，让檀皮纤维具有了长短不一的特点，从而符合造纸的要求。

第二道工序：踏料。把切好的皮，放入小缸，经过不断踩踏，原料混成一团。工人师傅踩踏的节奏、速度，匀称有力，非常考究。踏料完毕，放入纱布袋中，在水池里来回搅动，让原料的精华部分“纸浆”从纱袋流出。纸浆水中加了“树糊”，相当于胶水，一来让纸浆相互粘连，二来又让成形而叠的两张纸之间互不相粘，为纸上光。

接下来是最有美感的劳作：“荡帘”。两位师傅协同操作，一位掌帘，一位抬帘，均匀地将纸从浆池捞出来，再由另一位师傅将纸叠堆在一起，平均每天一千张纸。这道工序对技术要求很高，轻荡则薄，重荡则厚，稍一仄斜，则厚薄不均。从竹帘上取下的一千张纸叠在一起，像一块大豆腐，又白又嫩。

在对这块大豆腐挤压除水后，工人再把挤干水份的宣纸，用松毛刷一张张贴到特制的高温石壁上烘干。石壁控制温度在62度，十分钟后揭下。烘好的成品工整地堆叠放好，送到隔壁的车间裁剪。

剪纸是宣纸制造工艺中的最后一道流程。烘干的纸被一把大剪刀按尺寸裁剪，一刀下去就是一百张，买纸通常说的“一刀”即来源于此。至此“轻似蝉翼白如雪，抖似细绸不闻声”的宣纸，跃然眼前。

上世纪50年代，泾县人民政府牵头，成立“泾县宣纸联营处”，选用商标时，由宣纸工人提议启用一枚“红星”为商标，以此代表宣纸新生、宣纸产业从此兴旺的含义。“红星”牌宣纸后被列入首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宣纸中的“茅台”，因其原料非常有限，并且不适合机械化生产，就这样走了高端路线。如今摆放在销售柜台上的“红星”牌宣纸，100张最贵的3200元，最便宜的也要700元以上。

阵痛中的景德镇

我们的昂科雷车队进入景德镇时，天一直下着雨。

景德镇处于皖、浙、赣三省交界处，是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历史上，景德镇与广东佛山、湖北汉口、河南朱仙镇并称全国四大名镇。如今的景德镇，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和丝绸、茶叶一样，瓷器曾经是中国的象征，而景德镇又是中国瓷业的象征。早在东汉时期，古人在昌南（景德镇）建造窑坊，烧制陶瓷。到了唐朝，由于昌南土质好，先人们吸收南方青瓷和北方白瓷的优点创制出一种青白瓷。青白瓷晶莹滋润，有假玉器的美称，大量出口欧洲。欧洲人就以“昌南”的音译作为瓷器（china）和生产瓷器的“中国”（China）的代称。

22日上午，我们抵达了位于瓷都大道古窑路1号的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1985年，景德镇成功地研制了以瓷盘为主要材料的新型民族打击乐器“瓷瓯”，先后获得国家发明银奖和文化部科技成果奖。采用优质瓷土，按专业乐器技术要求精心制作的瓷瓯，是景德镇瓷乐器“声如磬”的集中体现，音质纯正优美，音域音量适中，音准校定后不受气温影响，属于世界首创。

在历代古窑展示区，清代镇窑、明代葫芦窑、元代馒头窑、宋代龙窑向我们展示了不同朝代的瓷业建筑，而最有代表性的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手工制瓷的工艺过程。

景德镇瓷器长期作为贡品。在景德镇成化官窑遗址中，有许多破碎的瓷片。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一平分析了其成因：“为了保证皇帝们独享最高水平的陶瓷产品，在很长时间里，因为怕民间仿制官窑，所有的试制品、残次品，甚至超过皇帝需求的合格品都要被统统打碎，细心挖坑掩埋”。

史书记载，公元1405年开始，郑和七次下西洋，携带了大量瓷器，特别是景德镇瓷器，于是景德镇青花瓷、浙江青瓷、福建白瓷，扬名海外，需求量大增。但是清乾隆之后，景瓷生产从巅峰走向下坡路，产量、器质、品种、造型等呈现萎缩状态。鸦片战争之后，景瓷生产更是受到严重摧残，延续五百多年之久的御器厂寿终正寝。

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市组建了建国、人民、艺术、光明、新华、景兴、红星、红旗、宇宙、为民、雕塑、曙光等十几家大型瓷厂，景德镇人一直习惯统称“十大瓷厂”。十大瓷厂的成立，使景德镇瓷业生产突飞猛进，烧制工艺经历了由手工到机械，由柴窑到煤窑、油窑、气窑的大转变。

但在改革开放后，景德镇国有瓷厂却又陷入了停业破产的危险。由于严重的债务危机，加上体制、机制、冗员、债务等多重因素，景德镇的十大瓷厂的日子步履维艰。因为观念落后，景德镇并未像沿海地区那样引入外来资金，进行股份制改造国企，放大产业规模，反而采用“化整为零”的策略。在传统产品式微、销售渠道衰落、市场低价混战的情况下，十大国有瓷厂迅速瓦解倒闭。假货、仿冒产品大量出现，使得原本十大瓷厂辛辛苦苦创造的品牌也没有了市场，景德镇瓷器沦落到了在全国各地进行地摊甩卖的地步。

经过二十年的阵痛和复苏，在建国、宇宙、景德镇瓷厂的基础上，景德镇的一批民营公司逐渐站稳了脚跟。依靠景德镇学院、景德镇陶瓷职业学院、全国十几万“景漂”，今天的景德镇已经开始了复兴之路，数以万计的公司、个人工作室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他们挣脱传统束缚，走在跟时代接轨的道路上，中西合璧，生产出极富时代气息的瓷器来。

人才是景德镇的基石和未来的希望。我们在景德镇看到，过去的十大瓷厂，有的变成年轻人的创意基地，有的改建成艺术集市，有的成为了新的商业街区。但有些老旧的厂房还在，也许人们想要借此保留一个时代的记忆，同时也见证新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