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嚼大咽经典名著的一代日本“大正教养主义”与日本读书论

“我为什么要知、要探索、要思考，而非浑浑噩噩地苟活于世？没有什么为什么，我只是单纯地不甘止于此而已。我总要到我外面去，到我上面去，到我深处去，这不满足于我、不停留于我，正是最能定义我之为我的那个东西。”

日本大正时代，碰巧是跟中华民国同时开始的，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个特别值得玩味的时代。日本有句成语，叫“猪突猛进”，大正时代正是一个在文化上“猪突猛进”的时代。一方面，明治以来吸收洋学的成效在此时发酵完成，另一方面，承继自江户时代的汉学传统遗风未坠。大正时代，是活泼泼地从西洋、东洋两个文化体系中肆意撷取的时代，这种左右采获的欣快感及均衡感，在日本的历史上也是独此一时而又昙花一现的。

从政治背景上看，就在大正时代开始前的1910年、1911年，有所谓“大逆事件”。到了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势力抬头。大正文化，可谓是在两个深谷间的一峰突起。这种政治上的短暂宽松、文化上的“猪突猛进”，与几乎同时的德国“魏玛时代”有相似之处。它的灿烂与它的短暂，互为表里，互为因果。

“教养主义”的真髓

战后对大正文化的回顾总结，有“大正教养主义”的提法。“教养主义”一词，确能道出大正文化优点、缺陷之三昧。教养，当然来自德文Bildung一词。事实上，大正时代的教养主义，就脱胎于德国式的对教养的理解与憧憬。

三木清的文章《读书遍历》中有对“大正教养主义”有极深刻的评说：

首先，那是个勇于冒险且积极向上的时代，那时候学生普遍对政治抱有强烈的关心……然而紧接着的是与之相反的内省且充满怀疑的时期，就是在这样的风气中，所谓“教养”的观念在我国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因此这种教养的观念就其由来而言是文学乃至哲学性的，而不包括政治性的教养，毋宁说是政治因素作为外在的东西被有意识地除去并排斥了。教养观念的形成主要源自漱石门下那些受到科培尔博士影响的人们。阿倍次郎的《三太郎的日记》是其中的代表性先驱，我也曾在宿舍熄灯后的烛光下耽读此书。……

虽然遇上那场名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事件，我们对政治却毫不关心，或者说是得以毫不关心。而后支配我们的反倒是那种“教养”的思想。并且这种思想有着轻政治而重文化、反政治乃至非政治的倾向。是一种文化主义的观点。所谓“教养”的思想是文学和哲学式的。这种思想特别重视文学和哲学，轻视科学和技术等，将之看做是不属于“文化”而属于文明的东西。换言之，大正时代的教养思想是作为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以福泽谕吉等人为代表——的反动而兴起的。这就是在我国“教养”一词所拥有的历史含义。

这两段文章的内涵极丰富。从事实层面上讲，三木清指出，在东京执教的德国人科培尔对“教养主义”的形成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教养主义”这种文化理想，是像打青霉素一样，从外部注射到日本的文化肌体里的。其次，三木清提到了“大正教养主义”最具代表性的读物：《三太郎的日记》。按照斋藤孝在《读书力》一书的说法，“教养主义的代表作品有大正三年出版的阿部次郎《三太郎的日记》、大正六年的仓田百三《出家及其弟子》、大正八年的和辻哲郎《古寺巡礼》、大正十年的仓田百三《爱与认识的出发》以及西田几多郎《善的纯粹经验》”。正如三木清总结的那样，“教养主义”的总倾向是思想性，因此，我们丝毫不奇怪地看到“教养主义”代表作品的作者都是思想家，甚至是哲学家。

德语翻译家高桥英夫在他的文章《德国近代思想与日本人》中提到一件好玩的事。说是兵库县篠山地方原来有一首民谣，开头一句唱的是“でかんしょ”，发音近似中文的“笛康叔”，旧制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简称“一高”，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前身）的学生就把这首民谣借用过来，在同学间广为传唱。在他们口中，这个“笛康叔”，就成了“笛卡尔、康德、叔本华&r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