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 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以前的改革一直通过分权进行，现在改革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集权。集权有合理性，只有中央政府集权到够大才能克服既得利益。”“任何改革都需要一段相当长时间才见成效。”
责任编辑：李梁 助理编辑 刘雨桦
2014年6月16日，北京嘉里中心，郑永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以前的改革一直通过分权进行，现在改革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集权。集权有合理性，只有中央政府集权到够大才能克服既得利益。
任何改革都需要一段相当长时间才见成效。
社会保护得越好，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社会保障这几块做得越好，社会力量越不会挑战你；这几块做得越不好，越要挑战你。
中国该市场化的地方，国有企业没有市场化，因为既得利益抵制了；不该市场化的，因为社会力量很小，它就市场化了。
2014年6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中国出版了一本新书——《不确定的未来》，收录了他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观察和思考中国改革的文章。
郑永年在本书序言中阐述了自己的主要观点：虽然改革困难重重，但我还是主张温和的庖丁解牛式的改革路径，通过开放新的空间来改革旧的体制，通过培植新的利益来克服既得利益，通过释放社会和地方的潜力来化解官僚体制的惰性，通过保护社会来促进社会转型。
6月15日，郑永年到北京参加外交部一个会议期间，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对为什么用“不确定的未来”作为书名，他说：“改革本身产生不确定性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不改革就更不确定。至少到现在为止，中央很多改革想法有了，但没看到地方落实。”
在本书出版前，出版社还给这本书想过一个广告语“用确定的规则应对不确定的未来”，但郑永年觉得这句话有问题，“现在连确定的规则还没有。”
阻碍改革的三种矛盾
为了保清廉，什么事情都不做，这也是腐败。
南方周末：你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提到，中国最大的风险不是来自改革，而是不改革。为什么？
郑永年：从中国几千年历史看，改革不是现在刚刚有，秦始皇、孔子也是改革家，西方国家的历史也一样。从中外历史经验看，改革产生的一些风险，大部分都可控，不改革到最后演变成革命，而革命是不可控的。所谓改革基本上都是自上而下的，革命是自下而上。像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搞的不叫改革，他是改革改不下去然后放开了，一夜之间演变成自下而上的革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中央领导层显示出了改革的决心。
南方周末：现在不改革的可能性有多大？究竟是哪种力量在阻挠改革？
郑永年：现在改革面临的困难很多，第一个是从分权改革到集权改革的适应。以前的改革一直通过分权进行，现在改革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集权。集权有合理性，只有中央政府集权到够大才能克服既得利益。三十年前的改革当时是一穷二白，穷则思变，每个人都想动。现在改革比较难办，因为既得利益长大了，有的人长得很肥，他就不想动了。从分权改革到集权改革，大家需要一段适应时间。集权的目标是要把权力从既得利益手中收回来，集权本身不是目的。要改革还是需要把权力分下去，不分就改不了。那么怎么分？分给谁？这是大家现在要思考的问题，如果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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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小珊
前苏联政府总理雷日科夫在思考苏共崩溃、苏联解体说了如下一段话；“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报纸上的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的人都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如果说雷日科夫还只看到了苏联社会的表象，那么俄罗斯前代总理盖达尔却看到了苏联的本质。“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本质上就是不稳定的，问题仅仅在于它将于何时以何种方式崩溃。”盖达尔在《帝国的消亡》一书中写道“这是一个统治权力在日常生活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无论行政当局和社会都绝对相信，国家能够运用不受限制的暴力手段镇压种种不满表现。这样的国家体制让肤浅的观察者觉得坚如磐石，实际上却脆弱不堪，原因在于它不具备富有弹性的调适机制，以使之能适应当今世界不断变化的现实。”对于苏联的政治体制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人们简单而明确的总结了两条；“改革-那是找死，不改革-那是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