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玩家印象傅惟慈

一 东拉西扯的引言

我最早见傅老是1970年代末。他在我北京外语学校白堆子母校和我供职的社科院研究生院兼课。那时，兼职教授极风光，每天车接车送，他却爱蹬自行车，背个大包，像个邮差。在最高学府讲专业翻译很过瘾，他给被“文革”耽误了的老少学生教《基础英语》更开心。我时而陪他骑行回家，时而给他捎带兼课费，他每次接到钱便认真签字，但不点数，随手掖包里；钱不多，还得东跑西颠地挣，“跑着玩呗。比荒着强！”我想象傅老荒着的状态就是愁于没的玩，但从没见过他荒着愁着，常是颠着乐着。他不仅被“文革”耽误过，一出生就让民国给耽误了。等到谁都不能耽误他时，他才被自己的耄耋腿脚耽误了。耽误了他什么，我认为还是“玩”。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秋后一定到昌平找你玩儿”。

傅老的九十多个春秋多姿多彩，人生宴席不可谓不丰盛；串起这些亮点的主线不是宏大而空洞的概念，可能就是个小词“玩”。3月16日斯人仙逝后，媒体的纪念文字全说他是翻译家，而其注册身份应该是教育家；不仅因为他的薪俸户籍在北语，也因为那些译作的稿酬根本养不活他，何谈玩资！教书和译书是他谋生的手段，是主业；毕竟，为饭碗消磨时光不是目的，目标以外的都是副业。他在全国教育界的知名度或能进入前百，在翻译界名列前十，而在钱币收藏界，他的名声则数一数二无疑。

二 扑朔离迷的身世

没人知道傅惟慈是1923年几月几日生人。他知其父，不知祖父；知道祖上的满族姓氏是“富察”，不知此姓自辽金便是女真望族，至满清数朝均有人能进“政治局”。

傅老的祖母说祖父做过几年清知府。大概，该知府不满朝廷的颟顸封闭，早早把儿子送进洋务派兴办的“东省铁路俄文学堂”。这所外语学校有京师同文馆遗风，由清廷1899年在东总布胡同创办，辛亥后改组为民国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傅老之父于此就学五载，毕业时，已从富察氏更名为傅鼎新，并照汉例“字子伟”，径入新政府外事口当差。

傅老出生前后，父母正在多重打击之中。先是改朝换代引起的家道衰落，祖父早亡，父亲远徙哈尔滨，也是因为民国丢了外蒙，让他丢了常驻乌兰巴托的公职；日本人闹“九一八”，他家退避北平旧舍；傅老幼年失去生母，父亲只活到45岁。即便如此，少年傅惟慈还是个少爷坯子，不仅有祖母宠着，还有俄国奶妈及其漂亮女儿哄着，上学有家馆先生，街上有自家的生意，用工凡数十人，出租宅子足够维生及维护起码的颜面。在那样动荡蹉跎的岁月，他至少是个可以玩外币收藏的公子哥。

有人说傅惟慈没字号没笔名，我却幸存有几篇他署名“孚威”的旧作。傅老为何借用“上将军”吴佩孚的名号，于我又是一个谜。

三 自娱自乐的道路

傅惟慈十七八岁以前和七八十岁之后“两头真”，真在爱玩与会玩，“玩物不丧志”。志在哪？在四方？谁能预早说准一生的目标呢，走起来再说，到哪算哪！

没当烦乖孩子之前，傅老在孤寂童年发明了一堆单人游戏，在深宅大院里自娱自乐，尽量听话；尽管他不需安静，不知何为空虚。待人到中年，他又一次被投到四堵围墙的一片空虚里，《三字经》变成了红宝书，禁锁了视听，甚至禁锢了思想，不少文人绝望轻生；可咱这位过来人称：“我叹了口气，开始心平气和地重又玩起我的童年游戏来。”安宁的碎片串成一方天地，他便享受其中之长短乐趣，竟玩得如醉如痴，忘乎所以。

他认为从商从政不好玩，那样只能被别人玩！从军吧，乱世去当兵，也是志在四方。他的志向不是“上将军”，只想打走了日本人再回北大学堂。万幸，他参加国军却没有参与内战，当译员随美军出击时，日军突然投降了。战前，他辛苦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