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黄彰健先生

黄彰健先生发现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王大臣在议复戊戌年康有为改革建议的奏折中，康氏根本没有提出“开国会”，“设议院”的改革建议，于是他得出结论：《戊戌奏稿》是康有为十多年后精心伪造出来的史料。

黄彰健先生去世已经四年多了，我总觉得应该写一些文字，来纪念这位在海峡两岸有着很高知名度的历史学家。我是黄先生的晚辈与同行，都对戊戌变法史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的学生、同行写的纪念黄先生的文章中，也时常提到我的名字。因此，如果不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仿佛有些对不起九泉之下的黄先生。

一本书认识了一位好老师

我是“文革”结束后，才改行学晚清史的。在戴逸与林敦奎二位先生指导下，我选择了戊戌变法与光绪帝作为研究方向。戊戌变法一直是晚清史研究中的热门课题，成果累累，名家辈出。社科院的胡绳、刘大年，上海历史所的汤志钧等，都是这方面的佼佼者，均有宏篇巨制问世。我作为这方面的新手，时常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后来，在戴逸先生的指导下，我选择了蹲档案馆这条路。每天早饭后，便从西郊人民大学踏上自行车，直奔西华门而去。那时，北京的空气清新，蓝天白云，骑车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常与我同行的清史所访问学者、耶鲁大学汤若杰博士，在一起骑车经过北池子、筒子河一带时对我说：“这里的清水、绿树，还有新鲜空气，都和我加州的家乡几乎一样。”

冬去春来，经过几年的奔波，我逐渐开始有一些登堂入室的感觉。于是，开始撰写论文。在撰写过程中，我经常把抄录的原始档案，与一些有名的近代史专著与教材相对照，发现二者之间常有异同。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我在写《关于戊戌政变二三事之管见》时，发现国内的近代史专著与教科书，无论是中华书局的版本，还是人民出版社的类似著作，对戊戌政变过程的描述，均谓：

八月初三日，军机章京谭嗣同夜访住在法华寺的袁世凯，劝他率队勤王。等到“八月初五日光绪召见袁世凯，袁也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忠心’。但当他晚上赶回天津时，却直奔荣禄的总督衙门告密。荣禄大惊失色，连夜专车进京，飞奔颐和园面告慈禧，反动政变发作”。“八月初六日凌晨，慈禧携带大批随从，自颐和园赶回皇宫，将光绪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重新‘垂帘听政’”。（中国近代史编写小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77版，第324—325页。）

这样的描述，情节紧凑，环环相扣，似乎很是合乎情理。可是，我在一史馆所看到的清档与此全然不同。据专门记述皇帝起居与言动之《光绪朝起居注册》称：

八月初三日，上诣乐寿堂（慈禧在颐和园之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