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精选】晚年胡乔木与出版工作 兼述“托派”著作在中国大陆的出版

一、胡乔木的复杂性

《同舟共进》2010年第11期郑异凡先生的文章《1970:普列汉诺夫序言风波》提到了胡乔木，即1970年初胡乔木上书揭发和批评中央编译局翻译出版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收入普列汉诺夫的序言和注释，只是因为普列汉诺夫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并厉声斥责中央编译局是“中共中央的编译局还是苏共中央的编译局”，显然，这在举国“反修”的意识形态大革命的浪潮中是非常严厉的，也是致命的一击。郑异凡先生还揣测当时“处于靠边站”的胡乔木的动机，是“也许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关怀，也许是想在‘文化革命'中‘立新功'，也许是想踩着普列汉诺夫以求复出”，可谓肯綮和传神。

胡乔木这个人，套用一句如今经常见的话，的确是“说不尽的历史人物”，所谓“说不尽”，是说这一人物的复杂性，作为“党内第一笔”，以及其自云的“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他的自信和抱负是显见的，那么，无论是在位或赋闲，他都不是尸位素餐或坐看风云的，比如曾经由他来主管的出版界，岂一个胡乔木了得?于是到了今天，“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功其咎，仍然是让人经常议论的话题。

胡乔木的复杂性，一如其女儿胡木英的说法:

“我父亲去世以后，有的同志回忆说:不了解中国政治的人，便很难了解胡乔木这样一个一生为政治服务、追求政治思维的人的理论品格。实际上，我父亲的思想是非常开放的。不少同志反映说，乔木在私下谈话、在研讨中、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作班子中间，说出的话，很多观点、很多道理，是很超前的。如朱 基总理1994年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乔木文集》第三卷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说:‘我在上海工作的那段时期，当我和他谈到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新事物的时候，我发现乔木同志都很清楚。他在不断地思考这些问题，他很能够接受新事物，甚至比我们的思想还开放。'父亲逝世前几年，曾认真思考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为什么会长期犯‘左'倾错误?‘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是如何发生并演变成那样一场撼天动地的全民族运动?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父亲的思考，超越了他本人的心理负担极限，带动了中国理论界对于这场灾难的思考。”（见《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6期）

当然，也有许多人曾质疑过胡乔木反思的动机，更不用说其彻底性了，这正是其人之复杂性的一面。

二、曼德尔“风波”等

郑异凡先生提到的普列汉诺夫序言的“风波”，表现在胡乔木身上，应该不是一个孤例。这正如也在出版界负责的曾彦修先生所曾言:在某些年份，胡乔木等所做的一些事，“知识分子都非常反感，动不动就触网，颇有寸步难行之感。”（《我认识的胡乔木》）一封举报信，就让中央编译局上上下下“人心惶惶”，凭空在头上“悬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无独有偶，吴江先生在《经济理论上的一段拨乱反正》一文中，也提到当年的一场出版“风波”，这牵涉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在中国出版过程中的一个偏支——“托派”著作的出版。

众所周知，“托派”也是从马克思主义分出的，因此出版“托派”著作，在中国的出版语境中，显然是作为反面教材来衬托的，也是在“文革”前夜的1965年，商务印书馆以“内部参考书籍”的形式出版了“第四国际”的“托派”理论家曼德尔（比利时人）的《关于过渡时期社会的理论》一书（上册于1965年出版，下册后于1979年以《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名出版），大概是上册是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的（所谓“灰皮书”），显而易见是“仅供批判”使用的，也就平安无事，而后册出版时已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是以学术读物来出版的，因此出版时未加任何说明，而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读到此书也甚为欣赏，他还在1980年5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公开评价此书，他说:

“我看到一本比利时的学者曼德尔写的这样的书，叫《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是依靠他自己的独立的观察，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是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著作里面很少利用的。……这位作者并不是一个那种流行的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也没有坚持到这种程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话，他一定都要接受。”

对此，吴江先生认为:

“这里显然是说，曼德尔是一位创造性的、没有教条主义习气的马克思主义者。这要算是很高的评价了。”

当时胡乔木还将该书研究苏联及过渡时期的章节向全体社会科学工作者推荐，而且还让印成大字本发给全体学员和教员作为学习材料，因为是胡乔木的推荐，这本书又在1980年由中联部苏联研究所推荐给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出版者说明此书“代表了第四国际的政治思潮”云云。

岂料，1984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骤发，吴江回忆说:

“同一个胡乔木，竟于2月20日和3月6日两次严厉批评人民出版社，说:‘我想象不到人民出版社竟公然出版托派的书，走得太远了!'‘人民出版社居然出版第四国际托派曼德尔的书，还说明作者是代表第四国际的观点，明知他是托派还公开出版他的书。'真令人哭笑不得!为此事，当时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曾彦修，于1984年9月间郑重其事地写了一份《关于不同意1984年两次对人民出版社的强烈指摘的申诉书》，分送给中央各领导人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结果，这一涉及‘大人物'的闹剧最后自然只能不了了之。”

这又是胡乔木的复杂性。

这复杂性的一面，是他主持过并演变为批判剧本《苦恋》（即电影《太阳和人》）和“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的风波，复杂性的另一面又是他率先对《讲话》进行了重新的评价以及对《武训传》进行了批判的批判、高度评价赵丹的遗言和聂绀弩的《散宜生诗》等，以及热诚表彰陈寅恪、钱钟书、朱光潜、冯友兰、顾颉刚、沈从文等曾被冷落的学者文人，至于在出版界，不可不说的还有反对查禁《丑陋的中国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至今还让人感到温馨的善举。

出版家宋木文先生曾为文提及胡乔木在领导出版工作时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他说:

“1979年3月至5月，国家出版局在陈翰伯的主持下，连续召开十几次党组扩大会，讨论出版工作如何适应大转折后的新形势。这次会议着重清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出版从属于政治'、‘出版工作围着政治运动转'、‘一切出版物都贴上政治标签'等‘左'的指导思想及其表现，并在随后遵照胡乔木的意见向中央提出在出版方针中取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建议，经中央批准，形成直至今天仍在执行的出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

至于更加具体的事例，又如1987年6月27日，胡乔木在参观一个由新闻出版署举办的“非法出版物”内部预展时，当他看到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也赫然在列时，他当即指出:

“柏杨说台湾批他的书，大陆也批他的书。‘其实我不是不爱国，只是想要中国人争口气。'对于这类事不要大肆宣传为好。不然，台湾和大陆就一个样了。《丑陋的中国人》这样的书不能说是反动的，但这本书很偏激，我们要注意区别各种情况。”

他还说:

“本来，柏杨和他的书如何如何，完全是一个可以平等讨论的属于百家争鸣的问题，如果有地方发表，我们很容易写出一篇有力的驳斥文章。”

于是，这样一番讲话的结果就是:

“以胡乔木的身份说这番话，又是在把《丑陋的中国人》列为非法出版物的展览室参观时说的，其分量自然很不一般。这番话一出，《丑陋的中国人》被解禁了。”（牧惠:《八十年代两起大批判小案》）

此外，还是在那个所谓“非法出版物”的内部展览上，有一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元月初出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也赫然在列，那是举办方作为“淫秽图书”的典型予以展览的，观看展览的胡乔木却认为非常不妥，他又说: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要说是‘洋金瓶梅'，这样说是帮它作广告。这本书西方开始时争议很大，后来又肯定了。劳伦斯是英国相当著名的作家。我听一位同志说，萧伯纳在他女儿结婚时将这本书作为礼物赠送给女儿。西方文艺界现已不讨论这本书了，但美国教会反对这本书。郁达夫曾提出，这样的书应当有一本。”（同上）

三、“托派”著作在中国大陆的出版

“托派”，这曾经是一个让人谈虎色变的名词。其实，当年“托派”的著作，无疑也曾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之一，早在十多年前，李泽厚先生就曾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俄国不同，即:“中国没有俄国那种‘合法马克思主义'，《资本论》等马、恩、列的好些基本理论著作长期以来并无中译本”，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这些中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并没有读过许多马、列的书，他们所知道的，大都是从日本人写作和翻译的一些小册子中所介绍、解说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后来其中也包括了一些“托派”的著作，甚至有了程度不同的流传。

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反修”的浪潮中，中共中央成立了“反修领导小组”（由康生领衔），酝酿同苏共进行意识形态的大论战，为了使党的高层干部对“修正主义”的历史、流派和观点有所了解，遂决定以“内部书”（“灰皮书”）的形式出版“修正主义者”和西方理论家的一些政治著作，这一过程，正是时在中央编译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室负责编译的郑异凡先生所亲历并且曾根据亲身经历回忆了的。

他回忆说:因为“灰皮书”是供批判用的，故分甲、乙、丙三类，限定发行范围;甲类最严，表示“反动性”最大，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购买和阅读的对象都严格控制。中央编译局当时根据资料还编印出一份《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收入了近40名所谓“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包括蒲鲁东、拉萨尔、巴枯宁、伯恩斯坦、考茨基、福尔马尔、阿德勒、鲍威尔、希法亭、饶勒斯、米勒兰、王德威尔得、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书目列出以后，除了在国内各大图书馆找原著外，还派人到国外去寻找购买。第一本是1961年人民出版社用“三联书店”名义出版的《伯恩斯坦、考茨基著作选录》，此后先后出版了二百多种，其中有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今天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等，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陷于绝境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等，奥地利人鲍威尔的《到社会主义之路》，德国人列斐费尔的《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意大利人陶里亚蒂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比利时人王德威尔得的《社会主义反对国家》，南斯拉夫人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和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同斯大林的谈话》，波兰人沙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论的若干问题》，法国人米勒兰的《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和加罗蒂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等，以及有关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著述。（见其《“灰皮书”的由来和发展》，刊《出版史料》2007年第1期，以及《中国新闻周刊》等文章）

当事人之一的张惠卿先生也曾披露过与中国“托派”有关的出版轶闻，即:

“当时托洛茨基的著作最难获得，因为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把他的全部著作清除干净了。1963年，我奉中宣部之命专程到上海找公安部门联系，因为1952年12月我国曾有一次全国性的‘肃托'行动，把在国内的‘托派分子'一网打尽，全部逮捕。上海人数最多，也最集中，他们家中保存的托洛茨基著作都被收缴了。”（《黄皮书、灰皮书:一代人的精神食粮》等）

当时在上海公安局的一间仓库的角落里，终于找到了这批布满灰尘的书，其中大多数是1949年之前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的中译本，如《十月的教训》、《俄国革命史》、《“不断革命”论》、《中国革命问题》、《被出卖的革命》等。有意思的是，原中共“一大”代表之一、曾于1929年在土耳其拜访过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的托洛茨基的刘仁静，此时正在人民出版社任特约翻译，他也“贡献”出了保存了三十多年的由托洛茨基本人赠送给他的《托洛茨基文集》原版书籍。（出版老人沈昌文先生曾忆及刘仁静彼时情状）则“托派”著作的出版，除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论列宁》、《托洛茨基言论集》等由“三联”“内部发行”之外，其《我的生平》一书后由华东师大出版社于80年代出版（此后关于托洛茨基的书籍不断可见，如李显荣的《托洛茨基评传》等），前述曼德尔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商务印书馆）、《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人民出版社），以及其他“托派”著作如《论欧洲共产主义》（湖北人民出版社）、《第四国际》（商务印书馆）、《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商务印书馆）等也相继问世;至于中国的“托派”人物回忆文字，也出版有《双山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郑超麟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等。

上述出版活动，无疑有着胡乔木的影子，至于其作用，则有着十分复杂的因素，而研究这种复杂性，则是历史学家治史的“知人论世”宗旨之所在，所谓历史的阴翳，自有其微妙和奥妙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