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巡视】向九成“差评”问个好

在怀疑论者满街乱窜的时代，稀缺的不是怀疑，而是一心一意

像汽车拥堵、垃圾围城所造成的环境恶果，有什么最好的解决方式吗？在左派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看来，单靠公民举手投票已经很难找到最佳方案，无论哪一种提议似乎都不受欢迎。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困局越来越多，一个用心良苦的初衷或许就会招来疾风骤雨似的冲撞。那该怎么办呢？

前不久，杭州启动的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就陷入这样的纠结。这项医改以药品零差价为切入点，试图破除公立医疗机构以药补医的困局。简言之，就是药品实行零差价销售，但同时提高诊查费、护理费、治疗费、手术费等医生的服务价格。据说政府还为此投入了一个多亿的财政补助。对于医改，民众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少花钱看好病，药品和服务价格的一降一升给民众的观感似乎并不太好。在杭州颇有影响力的19楼社区网络投票中，反对者就高达九成以上。

这九成的反对者想想确实让人不寒而栗。面对汹汹民意，政府是“台面下”悄悄推进医改，还是和民众一起坐下来，好好沟通事情的来龙去脉，从民众不愿就范的态度中探讨医改本质，至少让他们理解政府是如何用心良苦？杭州市市长张鸿铭力主通过杭州电视台《我们圆桌会》栏目和民众沟通对话。这位新市长已经习惯在各种场合推介圆桌会的沟通方式。在张鸿铭当选市长后的市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就鼓励官员要善于借助圆桌会和百姓对话，真正问计于民。张鸿铭还对主持人张平说，圆桌会我每期都看，好几次都有自己上去参加讨论的冲动。尽管市长已经拿定主意，不过相关部门的官员还是疑虑重重，担心做了节目反而引火烧身，最后搞得声名狼藉。

我很理解这些官员的担心，我甚至相信网上九成的差评也不会因为一期电视节目就会有180度的回心转意。因为在没有吃到甜饼之前，民众总会把事情往尽可能糟的方向想象。不过，迟疑之余，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打差评的九成民众到底是谁？他们了解到的医改又是怎样的？他们是在什么情境下，又是对什么表达不满？这些问题，一旦绕过民众参与的程序，其面貌往往模糊不清。或许，按照德国政治学家诺依曼“沉默的螺旋”理论，现实根本就不是这样。

诺依曼说，舆论的压力“较少地来自于人数上的多数，而更多地取决于某一方的具有攻击性的信仰，以及另一方的害怕孤立的恐惧和与之相连的惴惴不安地对周围环境的观察”，最后那些大胆发表和扩散的观点被作为舆论确定下来，而其他的声音则完全沉没下去了。比如，某一项公共政策出台，有10人利益可能受损，而有30人可能因此获益，还有60人可能短期内无关他们痛痒。这时，假定我们做一项网上民调，结果又会怎样呢？受损的10人首先就会出来反对。获益的30人因为信息不对称，也许以为得利者势单力薄而变得小心翼翼，多数可能选择沉默；那还有60人呢？他们中的大多数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索性就在道德价值的评判下凛然站到“弱势者”一边。这时，我们来观察意见表达的结果，得出的可能就是九成的差评。如果这样，官员们还是宁愿忍受观点“少数派”的惴惴不安，而将类似的公共事务“转移到台面下协商与决定”，一场本应该“掌握精准细节与本质的公共政策展现”，就可能变成“更容易作出抉择的伦理议题上的介入或抗议”。

当然，在张鸿铭的再三坚持下，公立医院改革的对话节目如期录制。现场邀请了公共管理学教授、电台名嘴、相关部门官员，还有公立医院院长、热心市民代表、残障人士和其他病患代表，讨论的问题包括这次医改政府是怎么决策的？价格的一升一降到底是不是短了鼻子长了人中？国外的诊疗模式和这次医改有什么异同？等等。至于民众在节目中表达的“医生应该体现他的价值”，“医改不是简单的降价”，以及医生的吐槽，在九成差评中大概是难觅踪影的。尽管如此，节目播出后相对平静的舆论还是让原来如坐针毡的官员有些小小的意外。事实上，即使像一度“敏感”的杭州限牌政策，张鸿铭也力挺圆桌会和民众沟通对话，虽然当时由限牌引发的负面舆论已经甚嚣尘上。

化用马云的一段话，在一个怀疑论者满街乱窜的时代，稀缺的恰恰不是怀疑，而是一心一意，一根筋。这让我想到一个说法，姑且叫它“第十一次微笑”。比如，我们坐电梯时，总是感叹老外礼貌友善，抱怨国人漠然相向。但如果我们一心一意，一次一次报以对方一个微笑一声问好，情形会怎样呢？第十次可能对方还笑得有些僵硬，但第十一次，他肯定会被你的暖意所融化，展露同样由衷的微笑。和民众沟通不也是如此？沉默只会让大多数民众怯于说出自己的看法，而主动向“差评”问好，经年累月点滴互动总是能开拓公共事务讨论的空间。尽管霍布斯鲍姆说，民意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都难以真正决定政府的专门业务。但在可以沟通的双向通道里，我们能够听到的是，民众以充满活力或想象力的方式作出建设性回应。

（作者为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