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变局

本届政府在政策方法论上最核心的改变，是试图在市场机制下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而不是动辄出台逆周期的、长期带有副作用的一些短期刺激政策来干扰市场。

无论是财政支出，还是基于财政支出基础上的信贷扩张，都带有定向的特征。它与实体经济结合得更紧密。

目前的宏观大格局，是长达10年的信贷扩张周期进入尾声。我们正处在这个关口上，这个生态上的拐点，对整个经济、整个市场、企业现金流，都会产生连锁反应。

我们能否避免美国的路径，主动控制银行信贷的扩张，为央行货币放松增加空间，从而在支持当前的经济增长和控制中长期金融风险之间取得一个较好的平衡？

如果想把中国经济重新拉回可持续增长的轨道，重要的不是降准注入流动性，不是政府越俎代庖地大搞投资，而是打破垄断，降低准入门槛，让民间资金得以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投资获利。

给不给实体经济“打鸡血”，如何让“鸡血”既有效刺激又避免副作用，成了摆在中国最高层面前的一道难题。

这也让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以下简称“降准”）这个有些生僻的名词突然成为热门关键词。

存款准备金率是重要的货币供应量调节工具，降低这个比率，就意味着银行可以放出更多的贷款。正因为如此，上浮或者下调这一比率，往往被当成货币政策收紧或者放松的信号之一。而货币政策，直接决定着经济的“鸡血”。

2014年5月3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明确“定向降准”，也就是定向宽松的方向。会议称，“定向降准”的领域将主要指向对发放“三农”、小微企业等符合结构调整需要、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实体经济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这表明“降准”范围扩大。

此前，这一范围仅仅局限于县域金融机构：4月25日，央行曾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下调县域农村合作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定向降准”由此起步。

在一些人士看来，这有可能会让“定向降准”实际上演变成“全面降准”，也就是货币政策全面放松。

事实上，这正是许多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所期盼的。“主降派”的理由是，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地产下行风险加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谷底徘徊，而往日充当基础货币主力军的外汇占款随着出口增速的放缓而不再能带来大量货币。渣打银行中国研究主管王志浩甚至列出一组金融危机后全面降准时期与当下的宏观数据对比，以证明当下已经进入新的全面降准周期。

反对派们则抬出了“副作用”这竿大旗——当年“四万亿”货币洪水虽然迅速给中国经济打了强心剂，但副作用至今尚未消化完。雪球越滚越大的地方债、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泡沫和一些庞大的过剩产能成为重点调控对象。

他们认为，货币放水不仅副作用极大，而且“正作用”并不明显。一旦全面放水，那些高泡沫低效率的领域获得货币支持，将风险继续推向未来。而最应该得到“输血”的中小企业，很可能不仅得不到资金血液，反而要承受越来越高的融资成本。

货币政策会不会全面放松？决策层的思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松和不松，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端午期间，南方周末为此专访了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与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详解一场正在发生的货币大变局。

在他们看来，从2013年开始，本届政府已经开始展现出新的货币逻辑。

一年前的6月，当银行间的“钱荒”酝酿之时，央行一度坐而观望，并非像往年一样入场救市。这一举动，震慑银行间市场，引发了“九级强震”（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语）。

迅速膨胀中的影子银行，此后接连受到整肃。新一届政府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将化解影子银行风险置于金融改革的突破口位置。

这意味着，长期来看，决策层将在新的市场环境下，重新思考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重新调整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路径。

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