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需要一定的“保守主义”

编者按

用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的话来说，如果将持续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算做第一波改革开放，经历1902年清末新政到1937年抗战之间的第二波，再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由第三波进入第四波，由以经济改革为主转向更全面和彻底的改革开放。这一波的走向与成败，将影响深远。激进与保守的选择，在每一波改革开放中均引起难以回避的巨大争议和现实后果。现在，中国又站上一个重要节点。自柳传志、王瑛之争以来，企业家群体中，对现实也呈现出不同的判断和选择。有分歧很正常，在巨大的转型中，被认为的“激进主义者”也好，自以为的“保守主义者”也好，只要言之成理，其声音都值得一听。正是在心平气和的对话而非被操控的各种情绪中，明辨的公民，理性的底盘社会，才会逐渐形成。

以前常说“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够革命，回头来看，这其实是一种坚持保守必要的社会秩序，愿意妥协，谋求逐步改良的心态。杨子云的新书《站在常识一边》，提供了一个好的样本，集中呈现了一些企业家的观点与分析。这些观点和分析，在此文中，被归纳为“保守主义”。

但“保守主义”并不是一个涵义非常清晰的词汇。亨廷顿说：“当社会的基础受到威胁时，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提醒人们一些制度的必要性和一些现存实践的好处。”基于认识论上的谦虚，保守主义者不认为谁能掌握社会变革的总钥匙和总规律，所以不主张激烈的变革。哈耶克的思想，在一些知识分子与企业家群体中都颇受认同，他同样主张认识论上的谦逊，主张自由秩序的自然扩张与演进。有人认为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他恰恰曾写过一篇名文《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批评保守主义缺乏自己的方向，划清了反对基于理性狂妄的激进变革与顽固守旧之间的界限。如果说他保守，显然，他保守的是自由自发的社会与宪治秩序。

或许，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们也要继续自问：保守什么？因何保守？如何保守？

中国恰逢19世纪以来的激进运动，在20世纪实践中央计划经济，距离商业文明越来越远。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一场自我救赎和自我革命，至今仍是未竟之业。

从历史角度来思考，真正的原罪是旧体制的原罪。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清理旧体制原罪的过程，通过清理旧体制原罪，解放生产力。

公权力本身的改革是改革的最大公约数。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搞清楚政府的性质，其作用边界，对把握改革方向和实质改革起着“牵牛鼻子”的作用。

政府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而不是置身局外，因此以一种全知理性角色对经济系统进行全面把握和操纵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近读杨子云的新书《站在常识一边》，得以比较系统地了解王石、任志强、冯仑等一批著名企业家对商业、政治及两者关系的观点。企业家的见识与作为，对中国转型有重大影响。这本访谈，触及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重大问题，窃以为，值得做一些更深入的辨析。

大致而言，他们认为改革就是改错，如果要追究原罪，首先应追究不合理的旧体制。他们认为推进改革需要保守主义智慧，“要记住政府永远是发牌的”，但政府最好不要做市场能做好的事。

凭着直觉，他们实践着如下经济理论：市场的本质，是一个大范围的匿名合作秩序。这一秩序中，有着各色各样的组织，政府、企业、NGO、家庭、宗教组织……它们以其各自的专业贡献相互依赖地共生于一个网络中，市场参与者遵循一般正当行为规则，分享与其贡献大致相对应（却又是事先不确定）的回报。其中，政府作为一个特别的组织，作为提供“保护服务”的“供应商”，换取税收。

由此，我们会以一种新视角看待政府-市场关系：良好治理合作秩序中，政府适当的角色设置、行动边界和运行方式是什么？

向工商文明的转型远未完成

从农耕文明迈入现代社会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