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记事：一对无奈的贵州献浆夫妻

2007年的夏天，灾难频频。矿难，塌桥，不断冲击着神经。奔走在这些死伤惨重的灾难现场，人变得沉默寡言。
也是这个酷热的时令，因八因子断货，各地血友病人死讯频仍。《南方周末》的报道起头，我随即跟进。9月，我赴安徽、河南和贵州，去采访“血浆告急”的残酷现实。

    9月20日，贵州省龙里县浆站，见到贵州献浆者向万东时，正是中午吃饭的时间。其时，他正捧一个大瓷碗，狼吞虎咽地吃着浆站提供的“营养餐”。听龙里县浆站办公室主任王进说起营养餐，我很好奇所谓的“营养餐”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向万东的碗里，是米饭、豆腐、豆芽和包菜，三个素菜，因为放了很多辣椒，菜汤都是红色的。
    向万东，36岁，龙里县抱管乡栗木村顶九组的农民。他一边吃着营养餐，一边讲述当天和妻子张本花去献浆的过程。
    9月20日凌晨4时，夫妻俩就摸黑起床了。悄悄地出了村，夫妻俩靠着一个小手电筒，爬四十多分钟的山路后，到了村委会附近的大路上，开始等待开往县城的小巴士。
    一对儿女，还在熟睡中。他们不知道，父母将要去县城“卖血”，用得到的营养费给他们买回新的书包。
    事实上，向万东和妻子并不是去卖血，而是献浆。没有上过一天学的夫妻俩，并不明白两者的区别，一直把献浆称为“卖血”。
    向万东家里有四兄弟，成家后各自分家，兄弟多，他只分到一亩地。一亩田，每年产稻子约1200斤，包谷约1000斤，这些粮食，几乎不够一家四口的口粮。
    闲时，向万东也打点零工，村里有人起屋，他会去做小工赚点钱补贴家用。干一天15元，但并非每天都有这样的活。一年下来，也就赚个几百元。家里，再无其他收入。
    两个孩子一个读六年级了，一个读四年级。向万东和妻子坚持要让他们读书，“你看我没得文化，出去打工都没得人要”。
    献浆获得营养费，成为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
    按照规定，每人献浆一次，至少可以得到85元的营养费。一个月，一人可以献浆两次。这两年，营养费涨了一些，每人献浆一次可拿到100元的营养费。
    这样，向万东和张本花每个月各献两次浆，可以得到400元的营养费。“这个钱，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买肥料、孩子上学、买米，都靠这笔钱。”张本花说。
    在黑暗中等了四十多分钟，车来了。再经过近一个多小时的颠簸，他们到了县城里的采浆站。等待他们的，是浆站食堂给每人提供的一碗面条。献浆前，他们不能吃荤的，否则影响浆的质量。
    上午11点半左右，他们才采完浆。按着胳膊上的棉签，他们就去了食堂吃浆站提供的“营养餐”。虽然饭菜一般，但能管饱，然后食堂还给每人发两个鸡蛋。
    向万东夫妻俩，是从2002年开始献浆的。当时，大一点的孩子入学了，家里的开支慢慢大起来。“我们卖血都是偷偷摸摸来的，不敢让村里的人知道。”张本花说，为了不让孩子难过，献浆已经5年了，夫妻俩也一直瞒着两个孩子。之所以要瞒，是因为在村人看来，“卖血的人是最卑鄙的”。
    “‘最卑鄙’的意思，就是‘最可耻’。”说起这些，向万东的笑容有点尴尬，黝黑的脸上泛出些许红晕。
    在村子里，两家人发生矛盾骂人，就会把“你穷得去卖血”当作攻击对方的杀手锏。献浆5年了，向万东和妻子一直不敢让村里人知道，连家里的兄弟们都不敢说，“怕他们骂，嫌我们丢人”。“如果你现在是到村子里找我，我什么都不会跟你讲，我不想村里其他人知道这个事情。”向万东说。
    夫妻俩往返的车费是每人18元。这样一趟下来，每献一次浆实际只能剩余82元。在其他浆站，还有的献浆者需要花费三四十元的路费，献浆营养费剩余更少。“那个时候，村里有二三十人‘卖血’。今年，只剩下八个人了。”向万东说，其他人都出去打工赚钱了，自己也想出去，可一个字都不认识，找不到事做，也放心不下老婆和孩子。向万东说，“卖血名声不好，稍微有一点办法的人，都不会再卖血。”
    吃完饭，夫妻俩没有时间继续陪我聊天了，他们要赶回山里忙农活。临走，夫妻俩把鸡蛋装了起来。熟识他们的王进说，发给他们的鸡蛋，每一回都舍不得吃。问向万东，他说要带回去给两个孩子吃。
    这最后一个场景，几乎让我落泪。
    在很多报道文章里，我看到的献浆者都是好吃懒做，指望献浆所得的营养费过日子。可是当我住进深山里亲身接触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其实是善良、朴实和勤劳的。可惜，这些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细节和故事，没有能够完整地出现在我的报道里。
    这残缺的部分，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展现出来。或许，我们该还“向万东们”一个真实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