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辩“传统复兴与中国转型”

秋风：我的基本看法是，过去十年有个明显的文化复兴大趋势。1949年后的六十多年，可以分成两大阶段。一是摧毁中国文化的阶段，二是中国文化复兴的阶段。复兴又可分成两阶段，1980年代不自觉，主要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的农村。经过前三十多年的巨大破坏后，农民又重建宗祠、修起坟墓，恢复了各种嫁娶礼仪。民间生活方式的恢复，是文化复兴的根基。

第二个阶段从1990年代的国学热开始，文化复兴就有了价值自觉。儒学强劲复苏，回应中国最根本的问题。

现在到了第三阶段。当前的决策者对文化立场有非常明确的表述。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从原来的全盘否定，到现在基本完整的肯定，是一个根本转向。这会对中国政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我以为，现代中国的历史是由文化抉择的趋向决定的。凡反对中国文化，用权力来摧毁中国文化的政治力量，一定会导向集权。反过来，如果对中国文化有同情，甚至积极承接文化传统的政治力量，通常会对现代转型做出积极贡献。

领导人的文化立场大转向，可能会对中国未来制度变革，对宪治转型，会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据此，我对制度转型相对比较乐观。

肖滨：有些观点我同意。有人说，“文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一个更扭曲的延续。对“国学热”，当年高龄的梁漱溟先生都非常兴奋。

传统中的有些因素，也有利于经济增长。信用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现在非常匮乏，传统上却蛮丰厚的。比如徽商和晋商在经商中可能没有严格的现代合同，那时也没有现代法院，但以前的契约执行可能比今天好。为什么？是来自社会信任资本，如仁、义和信。

秋风：还要更进一步，从传统不自觉复兴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增长。

人们一般强调开放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比如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技术，进入国际市场。但我更重视经济增长背后的价值因素，尤其人的因素。在198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中，大部分国家都会接触到全球的资本和技术，可其表现没有中国好。中国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就是老祖宗留下的价值体系，及其支撑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力量。

比如福建、浙江、温州那些企业，都运用传统价值及其支撑的社会制度。广东人借几百万，有时根本不需要复杂的信用担保，就一个电话。

因此，中国经济奇迹本身就是文明复兴的结果。它为中国吸纳使用开放的资源提供了一个架构，一个“体”。“中体”化用了西方的技术和制度，实现了自身发育。这恰恰证明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是中国转型的基本模式。

肖滨：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一种答案是单纯从经济角度看，归结于市场机制、对外开放、外资企业等。第二种是从历史角度看，不仅考虑一般的历史元素，更强调中国历史中传统价值的力量。第三种是左派的观点，强调中国革命甚至“文革”给中国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我不否认传统的力量、传统的价值在经济发展中的一些作用。一是传统价值系统的作用。二是传统的一些组织方式，比如家族企业等。

但就中国经济增长而言，两点特别重要，第一是计划经济被废除，选择了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市场机制进来了，这还是现代性的力量。

第二点，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全能主义国家开始解构。比如，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退出经济领域，并逐步退出社会领域，初步变成有一定权力边界的有限国家。虽然全能主义的痕迹还很重，还没有得到彻底解构，但这种变化已是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力量。有限国家的建构，政府和市场以及社会确立各自的边界，这本身是现代性的进步，不是什么传统文化复兴的体现。

当然，你可能马上就说，无为而治，也来自传统治理智慧。但近代以来实行现代市场的有限国家，这跟传统上提倡的无为而治有很大区别。

所以，我认为，要看到传统的价值和组织对中国经济以及转型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