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宋朝“故事”也谈宋朝的专制

专制要想能够有效、持久，就必须是理性化的，而不是无法无天的。吴钩先生却相信，凡是不让皇帝及其臣僚越权违制的种种制度约束，不是“虚君”，就是“中国式的分权与制衡”、“立法民主”、“法制的意识”和“司法独立”精神。他把他的这种误解，赋予他所精心挑选的那几个宋朝故事，从而发现了一个他理想中的并不专制的宋朝。

吴钩先生在他最近的文章中，一口气给我们讲了四个故事，以说明宋朝不是一个专制王朝（《宋朝是一个专制王朝吗？》，《同舟共进》2014.3）。文中的四个故事，讲的都是“皇帝无法由着性子‘做快意事’”。讲完了这四个故事，吴先生又以“中国式的分权与制衡”，讨论了宋朝理学家所希望建立的“虚君制度”和“宰相治理”，以及“执政（宰相）与台谏”“相制”而不能“相胜”的政体结构。而吴先生更进一步的创见，则是提出了宋代具有“史上独一无二的‘立法民主’机制”，而且有了明显“法治的意识”和“司法独立”的见解，甚至也已经建立了“独立审判”的制度。吴先生因此认为，所有关于“宋代君主专制得到强化”的论断，都是不能被认同的。

为了不至于误会吴先生的意思，笔者再三读了吴先生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有论有据；但不足的地方，是对论据的误读；而误读的根源，则在于对“专制”一词的误解。

被误读的宋朝“故事”

以下是吴先生所讲的四则宋朝故事。

第一个故事。宋初，范质等三位宰相同日辞职，太祖于是任命赵普为相。但诏书没有宰相签名副署，不具备法律效力。太祖说可以由他来代为副署。赵普认为，这是宰相的事，不该皇帝来做。最后，由同平章事（宰相官衔）、开封府尹赵匡义签名副署，太祖才签发了任命诏书。

按宋朝的规矩，皇帝的命令，凡是由中书（相府）执行的，概由中书按皇帝指示起草诏书。其程序是：宰相从皇帝那里接受指示（“取旨”）；命中书舍人（相府属官）按皇帝的指示依式起草诏书；再由宰相在诏书上签名副署；然后呈交皇帝签名生效。可见，吴先生所谓宋代“诏书表达的通常就是政府的意见，皇帝只是照例批准”；“诏书没有宰相副署，不具备法律效力”的讲法，无非是把相府的工作程序当成决策程序，完全是由于误读所致。

第二个故事。神宗因为陕西用兵不力，下令将一名转运使处斩。宰相蔡确认为，这会坏了宋朝不杀士人的规矩，不同意杀。而门下侍郎章惇，则以“士可杀，不可辱”为据，连神宗要将此人刺面流放的旨意也坚决反对。他还告诉神宗：“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蔡确坚持的是“祖宗家法”，章惇强调的是士大夫尊严。二者都是以宋朝的“文治”理念为依据的。忠臣谏诤，明君纳谏，是中国人历来强调的政治传统。做臣子的维护祖宗家法和文治理念，谏止皇帝的任意胡为，显然与宋朝是否专制无关。将这样的故事，作为宋朝不是专制王朝的证据，又不知是出于怎样的一种误读。

第三个故事。陪孝宗下棋的赵鄂向孝宗要官。孝宗惮于“外廷”的阻挠，就让赵鄂自己找外廷官推荐。赵鄂找到“恩公”中书舍人葛邲，要他推荐，但遭拒绝，说哪怕是皇帝降旨，也照样要驳回。

宋朝封官，虚衔虚职泛滥。官员只有受皇命“差遣”，才真正有职有权。赵鄂因为陪孝宗下棋，获得了“武功大夫”这一中级武衔，和“浙东路钤（即钤辖）”这一地方警备官虚职。对于一个棋手来说，待遇已经不低。凭技艺得官，属“伎术官”一类，按规矩也只能得到武职。太祖、太宗时，以一技之长行走于宫廷的伎术官，近水楼台先得月，由武职迁任文职的事很多。后来，真宗曾下令禁止伎术官像京官那样考核升迁，仁宗也曾下令禁止伎术官请托辅臣和宗室荐举为行政官。这两条，估计都与伎术官由武职转文职有关。

鉴于汉唐之失，宋朝对外戚和宦官限制得很严。此类对伎术官的限制，用意也无非如此。赵鄂估计也是想迁任文职，以便有机会得到“差遣”。但孝宗让赵鄂找外廷官推荐，更像是一种婉拒。记载此事的张端义，就称赞孝宗：“非特处君子有道，虽处小人亦有道也。”而葛邲坚持“祖宗家法”，固然是为官的本分；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