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鹤：不要迁都，要功能分疏
现在的问题是，中央集权过大，资源都集中到北京。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迁都，在于不要过分集中首都的各项功能。有些功能可以分散到各地去。把它的非政治功能分散出去，不等于迁都了吗？
责任编辑：戴志勇 实习生 张雨
现在的问题是，中央集权过大，资源都集中到北京。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迁都，在于不要过分集中首都的各项功能。有些功能可以分散到各地去。把它的非政治功能分散出去，不等于迁都了吗？
按照宪法来说，行政区划分省、县和乡镇三级，地级市从法理上说不是合法的产物。
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是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分支学科的先行者，长期从事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和地方制度史研究，代表作有《体国经野之道》、《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
2014年，周振鹤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将全部出版，字数达一千万字。这个学术研究，进行了十多年时间。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周振鹤开始思考筹划这一工作，上世纪末开始组织实施，一直工作到现在，“差不多今年年底可以做完”。
“这套通史基本上说清楚了中国历代行政区的变迁的详细过程，还给‘为什么会这样变化’提供了诠释的基础。可以说，在中央集权国家里，一切政令无不通过各级政区而下达，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也无不在政区的背景下进行。不明政区地理则不懂历史，不但是不懂历史变迁的地理背景，而且是部分地不懂变迁何以产生。”
2014年3月，南方周末记者在复旦大学，专访周振鹤教授。
中国行政区划的秘密
南方周末：《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这项学术研究持续了十来年，如果从你的博士论文《西汉政区地理》开始，则这一思路延续了三十来年，必要性在哪？
周振鹤：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大概可以从两个角度出发：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在行政区幅员方面，管理层级上，政区之间如何划界，如何通过行政区划分平衡政治势力等方面，用尽心思。中国人重视历史，保留的历史文献，比任何国家都丰富。历史研究有政治史，有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但从行政区划变迁的角度来研究历史，过去未成为专门，到了清代乾嘉时期，逐渐形成沿革史研究的苗头。1930年代以后，中国历史地理学科逐步形成，包括顾颉刚先生以及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在内的一批学者开创了这方面的学术研究。
历史研究总要继续向前推进，断代政区地理的研究就是要将基本脉络的研究进一步演化到详细过程的研究，这就是《中国行政区划通史》项目设计的由来。
另一方面，在解决行政区划变迁过程时，我们必不可免地要思考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迁，因为这些变迁都是人为的，既是人为，必然有其原因，如果我们从政治与地理相结合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会不会有正确的答案。前一个考虑就是《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产生的缘由，后一个考虑则在我最近出版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里有所回应。
南方周末：在后面这一个思考过程中，你发现了什么？
周振鹤：通过政治地理学方面的思考，我觉得如果我们通过行政区划的一些基本要素来进行分析，可能会理解行政区划变迁过程的原因所在。于是我从行政区划的层级、幅员以及划界的原则方面发现了一些规律。例如在政区划界方面，我发现了两个基本原则，即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这两条原则我提出来后，现在变成是学术界公认的了，所有的人提到中国政区划界的基本原则，往往就直接用我的这个解释。
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同时又幅员辽阔，皇帝不可能依靠中央政府实行直接治理，只能是通过行政区划，设立不同级别的地方政府，发布命令，依靠地方官员实施间接治理。整个国家的治理，往往体现在皇帝处理和群臣、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上，行政区划的变迁，就与此有密切的关系。
古代交通不便，高山河流，常常成为天然的区域界线。高山河流的两侧有时也会造成气候、风俗习惯的差异。秦始皇统一六国，大致根据山川形势，划分36郡。到了唐代开国，提出按照山川形便的原则划分十道监察区域。今天中国南方的一些政区界线依然与山川相关。
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防止那些有野心的王侯、将相与地方大员对皇权与中央集权产生威胁，中央政府在行政区域的划分上，往往会从政治平衡、相互牵制出发，在局部战略要地，破除山川河流之险，采取犬牙交错的原则来确定政区边界。例如秦代岭南三郡的北界就与南岭的走向相交错。这个交错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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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瓦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