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千秋”败局 一个重庆村庄的7年试点

一项城乡统筹改革示范区里的农地改革试点，为何在7年之后走到绝境？政策与资本，为何总是难以合拍？投资者、农民与地方政府，如何收拾残局？南方周末记者跟踪多年，试图记录其间的热望、努力与沉重的现实。

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撩开土地改革的帷幕之际，一项肇始于7年前的农村土改基层试点，却眼见着要陷入一场投资方与村民及地方政府的官司之中，进退失据。

2014年4月15日，投资方重庆庆业爱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业爱农公司）收到一纸律师函，当地政府限其在4月20日之前偿还拖欠的1240万元土地租金及镇政府借款，否则可能对簿公堂。

至此，参与试点的三方彻底摊牌。

“示范区”里的试点

2007年6月，重庆成为国家城乡统筹发展试验区，九龙坡区成为综合改革先行示范区。是年12月，千秋村成为具体落地的试点。千秋项目控盘人赵宜胜，1986年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生毕业，他在这个项目上寄托了更大的样本意义。

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千秋村，距离市区1小时车程，算是重庆近郊。

2007年6月，重庆成为国家城乡统筹发展试验区，九龙坡区则挂上了“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综合改革先行示范区”的牌子，成为全国城乡统筹试验的“探路者”。这年12月，千秋村与庆业爱农公司签下土地流转协议，成为示范区里的试点。

这场试验原本是被三方寄予厚望，并有可能实现三方共赢的：

于重庆市各级政府而言，这是当年的城乡统筹试点、城市资本下乡十大项目之一；投资方瞅准的是改革试点有可能带来农地政策的突破和财政支持；绝大多数村民满心期待更多的收入、更美的家园、崭新的楼房。

7年后的现实却让各方都尴尬难言：

已经建成的村民新居因多方原因无法入住，全村四千多亩土地均已流转，但只有二百多亩种上了收益更高的良品葡萄，闲置土地甚于流转之前；预期的各项政策突破一一落空，投资无法良性循环，资方陷入资金困境，已持续三年无力全额支付土地流转租金；租金缺口不得不由镇政府补上，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更为拮据。

千秋项目控盘人、股东之一赵宜胜，当时想在这里实践一个巨大的改革梦想：在征地制度被普遍认为是让政府得利、农民利益受损的时代，有没有可能在不把农地征为国有的情况下，实现下乡资本和农民、农业、农村的多赢？

他们寄望的突破点是：“唤醒农村沉睡的资本”——土地。第一，能不能以承包地和农村建设用地为抵押进行贷款？第二，能不能直接在承包地和农村建设用地上盖商业建筑，比如酒店？

这两项，在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中，都是被禁止的。其中，前者一直是改革者希望政策能突破的地方，并已有多地试点。

“若项目能迈过这个大坎，赶上这一次更有可能展开的土地改革，完成设想，那么各方对农村土改次生危害的担忧，千秋都能呈现出解决方案。”刚满50周岁的赵宜胜，1986年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生毕业，相比其他股东，他在“千秋”项目上寄托了更大的改革样本意义，直至今日如斯境况，依然试图将试验项目撑下去。

政府官员中，千秋试点曾经的主导推进者之一、九龙坡区发改委副主任蒙长伦早已不再乐观。除了认为资方确实实力不足外，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土地改革能有多大突破存疑，也是重要原因。蒙在7年前就已任现职并兼任区统筹办执行主任，但7年过去了，区统筹办已经从当年的数十人以及专门的办公室缩减成了没有专职人员，“统筹办算是暂时闲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