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人】上海沦陷时期中国文人的立场

那第一声炮响是我盼了许久的。它终于意外地走来了。许多朋友在那天早晨感动得疯狂似的跳起来，称这为“神圣的炮声”……这是作家巴金对1937年8月13日打响的淞沪之战的描述。知识分子终于等来了中国军队对入侵者的反击。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城市知识精英以各种形式，抗议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淞沪枪声响起后，作家纷纷以手中的笔为武器，动员民众。然而，政府对草根政治所抱持的漠视甚至敌视态度很快浇灭了他们的乐观情绪。“炮声一响，文化无用”，胡绳的感受表达了文人们从战前的精神领袖沦为旁观者的失望之感。

11月，大上海落入日本远征军之手。抗日救亡组织被取缔，知识分子纷纷逃往内地或香港。那些留守在租界地的文人们，在漫长的日本占领时期，深陷在道德与政治、生存需要和爱国感召的两难困境之中，一些人奋力抵抗，一些人选择退隐，另一些选择与敌人合作，许多人都在恐惧、煎熬、自责和辩解中苦度时日。

沦陷时期的孤岛出现一种诡异现象：报纸之多，胜过战前任何时期。“顶着西商的招牌，说着中国人的道理”的洋报纸开辟文学副刊，提供发表爱国言论的平台。在暨南大学教授中国文学的王统照是柯灵编辑的《文汇报》副刊《世纪风》的撰稿人。他敏感高蹈，内心苦楚：一个人怎样才能在沦陷区活命，同时不背叛国家和自己？当那些逃亡内地的作家说他们这些留在沦陷区的人是在客观上帮助敌人的时候，怎样才能挽回这样的结果？怎样才能“活得像人”？为摆脱精神困境，写作成了王统照惟一的抵抗方式。他以《炼狱中的火花》为总标题，在《世纪风》发表了一系列散文诗。他把沦陷比喻为中国人的“炼狱”，强调个人意志战胜严酷考验的重要性，把系统地阐释人道主义，传播精神重建的理想当作沦陷时期知识分子的任务。

随着外国租界的自主权落入日本人手中，恐惧和经济压力达到极点。经济封锁导致通货膨胀，米价飞涨，舞场和鸦片馆却生意兴隆起来，以至20个青年中就有一个染上梅毒。日本宪兵队、军统及汪伪特工之间的恐怖活动升级，不时传出记者被76号暗杀和绑架的消息。珍珠港事件后，上海被日军全部占领，所有洋商报和出版公司被关闭。幻灭感让王统照放弃了对人类潜力的乐观态度，他既不接受暴力，也不愿逃避现实，只好以道德的自我完善驱除失望情绪。他转向小说创作，以隐喻之笔探索情感和社会空虚的两难境地。珍珠港事件后，“孤岛”消失了，上海一片黑暗。许广平被捕，陆蠡被杀，柯灵、夏丏尊等一批左翼作家遭迫害。恐怖气氛中，一些作家采取了退隐的抵抗方式，夏丏尊潜心佛学，耿济之埋头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暨南大学关闭后，王统照成为开明书店的编辑，把名字改成恂如，朋友和学生们甚至不知道沦陷时期他一直在上海。

一个人要想在外国统治下忍辱偷生，而不留下懦弱、无用、可耻、病弱的骂名，就要行动，而抵抗可以让一个人摆脱道德上的审判。戏剧家李健吾把抵抗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和政治行动。当洋商报以鲜明的民族主义姿态大作反日文章之时，上海的戏剧舞台与其一道构成文化界抵抗运动的主要力量。尽管进步剧社屡遭解散，抗战剧的演出却从未停止。李健吾笔下的人物起初渺小甚至可憎，最后都实现了自我超越，用勇气和尊严为理想而战。即使全面沦陷后话剧变成商业演出，李健吾也努力把利润挂帅的商业剧变成传播抗日意识的斗争活动。高压下的上海戏剧全部是浪漫爱情故事和家庭琐事，而在李健吾改编翻译和创作的剧本中，明眼人都能看出其中对现实的隐喻：女主人公遭强奸，比喻沦陷的上海；说广东话的施暴者和拷打场景，暗喻日本宪兵队、76号和汪精卫。1945年4月，李健吾被宪兵队逮捕，受尽酷刑。幸存下来的李健吾，从戏剧舞台上的抵抗变成超越自我的抗日英雄，在反抗的道路上获得自我的解放。

《古今》是上海沦陷后出现的第一本文学杂志，由汪精卫的高官们赞助出版。社长朱朴追随周佛海，在汪伪政府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主编陶亢德和编辑周黎庵将上海、南京名气不大的脆弱、软弱的精通古典文本的中青年散文家组成核心作者（包括张爱玲和苏青）。以历史掌故随笔为主的《古今》，政治的暧昧性、遗民主题和自我辩护为其主调。为汉奸杂志写稿的作家们总是申述他们的附逆只是为了活命，认为自己“活在一个错误的地点”，并转向“遗民”身份的认同。首席作家文载道特别喜欢寻求魏晋时期与沦陷上海文人间的相似之处。他们将道德和人类的生存本性对立起来，用求生的本性质疑道德，宣称人的本能就是活下来，而不是为了什么抽象的、理想主义的呆板意志。《古今》的怀旧味道遭到南京政府和上海日本当局的责难，以其无助于大东亚文化的复兴而被迫停刊。

在敌人的魔爪下存活，意味着必须选择：或积极抵抗，或表现软弱、言行不一。积极抵抗者以反抗界定人性，消极抵抗者选择退隐以维护自己的道德操守，附逆者则辩称想要活下去是人之常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