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小鸭”的生长:一所学校防治青少年抑郁的探索与思考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发自:云南昆明 宜良
责任编辑:李屾淼
“你们是自己想来,还是被爸妈‘骗’来的?”
“一半一半吧。来了以后发现,嘿,这里完全不像想的那么回事啊。”
艳阳下,十余辆大巴、中巴停在昆明宜良瑞星村的山腰。几百人鱼贯而入,在这所乡野学校的教室、学生宿舍、书吧、跑道间流连,仔细观察,甚至连画着颜料画的洗手间也不“放过”。
来客有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校长、德育主任、任课老师,地方教育界的官员和企业家,从事家庭教育和民间创新教育的社会组织,还有一些“搞不定”自家儿女的忧虑家长。他们好奇,一所叫“丑小鸭中学”的学校,如何让一群群看似乖戾、厌学,甚至患有深度抑郁的孩子,绽放出自然和灿烂的生命样态。
对这些问题,“丑小鸭”的校长詹大年总是笑呵呵的,不马上作答。在他创办这所学校的13年里,各种疑问和争议不断,他早已不以为怪。但他也没有想到,在办学里深刻感悟到的青少年抑郁问题,在(与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合力)发起举办“首届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后,竟然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余音至今不断。
2023年10月10日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40%的中国青少年感到孤独,高中生抑郁检出率为40%,初中生抑郁检出率为50%,大学生轻度焦虑风险达38%。清华大学社科院院长彭凯平曾撰文指出,今天中国的青少年有“四无”表现:对学习无兴趣,对真实世界无兴趣,在现实社会无打交道能力,对生命无兴趣。也因此,这次论坛的主题从以往常提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提升到了“心理安全”的高度。
在詹大年看来,抑郁只是表征,其背后是当下教育生态的缺陷。“教育的本质是发展学生个性,而不是用一把尺子去衡量学生。最好、最公平的教育,应该是适应学生个性的教育,让每一个学生的潜质都得到发展。”
这样的论点我们其实已听得太多,关键是如何实践。所以,“丑小鸭”的“野生教育”里,是否真有可供发掘和借鉴的经验,用以防治青少年抑郁?每一个抑郁孩子的背后,是怎样的社会与家庭症候作祟,它们一定是无解的吗?本刊记者前往昆明、宜良,探寻在阳光之下,驱散教育阴影的可能。
“都是我的错”
朴朴其实是爱笑的。只是在人群里,脸色黑红、扎着马尾、戴着大黑框眼镜的她,不常出声。30℃的天,身子还缩在带领毛衣和冲锋衣外套里。一张嘴,牙套里透出的声音很轻很轻,像一口怕碎了的瓷碗。
我是在课堂上留意到她的。在初二娟娟老师的语文课上,朴朴举起了手,这让起初以为她不会想发言的我,惊喜了一把。但两分钟过后,她垂下了头和身子,眼睛也闭着,好像周围的一切都与她无关。这种状态在课堂上不断发生。
“是吃药后的反应。”心理老师李桂红告诉我。刚到“丑小鸭”的时候,朴朴一次要吃二十多粒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现在已经减少了一半以上。
两年多前,朴朴在昆明一所以成绩著称的中学读初一。与这家教育集团的其他分校一样,这里与学习无关的事几乎什么也不许做。吃饭和午间休息严禁乱动和说话,如果“不听话”,宿管阿姨会记名字、扣分,斥责。朴朴曾因为洗澡时间超了几分钟,被记录名字;中午和同学聊天有点兴奋,也被记。“惩罚就是打手掌,不过打得不疼。还有跑步,要跑好多圈。”
“你不觉得这种管理有点严吗?”我问她。
“不算吧。本来就是我违规了,都是我的错。”在“丑小鸭”操场边的休息区,她静静地回答。
读了一段时间,朴朴开始失眠,还出现了妄想症状。“有时很开心,有时很难受,难受起来控制不住自己,大声叫。”她跟父母提出去看心理医生。再后来,她被诊断为“抑郁症加焦虑症”,住进医院。
朴朴的父母经营着一家口腔诊所,对她很关爱。“住院那段时间,爸爸上班,妈妈常常在医院陪着我。”她经受过MECT(无抽搐电休克)和经颅磁(刺激大脑神经的物理设备)治疗,除了感到头昏和麻,并没多大疗效。朴朴就此休学。两年里因为药物等原因发胖,她最重的时候接近70公斤。
糟糕的情绪仍像潮汐一样不时漫上来,受不了时朴朴用脑袋撞墙、哭、拿手掐喉咙……她不止一次想要打开窗户纵身一跃。
也有别的法子。
撸起袖子,朴朴两只手臂从手掌到肘部,分别布满了密密麻麻二三十道小刀划过后的比原来皮肤略厚一两分的新肉,如同一排蜿蜒而上的浅色荆棘。中间还有好几道,更长、口子更深,颜色也更偏红。
“划的时候,会觉得疼吗?”
“不疼。”她摇摇头,笑了。“看到血,很解压”。
那些过不去的深夜里,住院时认识的病友给她发消息,让她试试其他的办法,比如可以划纸,扔毛绒玩具,抠墙。“他们还劝我别那么想(自杀),有(症状)比你轻的,也有比你重的。你一定会慢慢变好。”听到这些善意的劝慰,朴朴会停下来。“我其实也不太相信他们说的。可是一想到父母好不容易把我生下来养大,我不能就这么放弃了。”
“你还是觉得,患上精神疾病全是自己的问题吗?”我再一次问她。
“嗯……是我没调节好心态吧。我以前挺自卑的。不喜欢自己的皮肤这么黑,原来学校的同学叫我‘黑妹’,我不开心,也在心里藏着。”她抬起头,眼角舒展开:“可我现在乐观了。我不觉得黑有什么问题。而且我妈说,现在医美的手段也很多,我如果愿意,长大也可以做美白。”
一年前,朴朴被送来“丑小鸭”,“很不爱笑,没法融入集体。”“发作”时,她全身发抖,揪自己头发,得两个人才能拉住她。
詹大年和李桂红都表示,对于孩子们的划手、“自伤”,大人需要引起重视,但不必过于惊吓。“有的是寻求刺激,有的是下意识,有的是情绪的释放。他们可能希望你看到。你要做的,就是给他们足够的理解和保护。”
对于各种躯体症状和应激反应,李桂红用笔记本记载了她从业十多年的心得,还有从“丑小鸭”特聘心理顾问、台湾脑科学专家刘芷佑那里学来的一些做法:对待手抖脚抖的孩子,先轻轻抚摸他们的背部;像有撞墙这种激烈行为的,可以给他们送上电解质水,抚摸身体其他的部位。待孩子稍微安静下来,她还教过学生“平甩功”:半蹲着,两手缓缓上下甩动。有时她也会给孩子们吃点柠檬片,“我说吃了这个会很快好,心理暗示也能起到作用。”
课间时分和下午课后,学生们总会三三两两地进到一楼最左侧的这间心理室。沙发和垫子上的大毛熊,他们随手抱着;有的会和“老李”聊上几句——这是他们对李桂红的爱称;有的在小隔间里画上半小时的曼陀罗(心理学家荣格发明的一种绘画疗法)。“老李,怎么我的画没挂上去?”一个孩子半撒娇半嗔怪。
“那你画一个更好玩一点的好不好?回头我会考虑挂的哦。”李桂红偷偷跟我讲,问话这孩子是美术特长生。“我得给其他孩子多一点机会。”我突然想起,第一天去参观女生宿舍时,有几个在上铺蜷着腿仰头画彩绘的姑娘,其中一个便是朴朴。在“丑小鸭”,所有的绿化、内外装饰,都由学生按照意愿自主完成。
而这间色彩温馨的心理室,似乎没人把它当成治疗场所,它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情绪流动的中转站、聊天室、茶水间。“他们愿意来这儿,不为什么特别的目的,放松了,脑子清理了一下,就挺好。”李桂红说。遇到像朴朴这样需要特别做方案处理的孩子,如果愿意聊,她和同事杨昊明会做好分工;如果不愿意,首先能做的依然是:给出时间,等待。
“只有孩子情绪比较激烈,有几个人同时‘发作’的时候,我才会觉得有点力不从心。”她笑笑,“但也有其他老师可以轮流处理,不怕。”
“整个世界病态,我也是”
在李桂红看来,朴朴的“躯体症状”虽重,她本身却是个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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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赵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