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季羡林先生

1984年起，我经常向季先生问学，收获最大的是从他那儿开始省悟何为学者、何以治学、为何治学等科学理念。可以说，是他老人家引导我走进了学术之门。

在我的问学之路上，季羡林先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之一。我在中亚死语言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要感谢季先生的多年教诲。我在北大历史系读的是考古，并非他在东语系的受业弟子。北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文物研究所，为了更好地研究丝绸之路考古，又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的蒋忠新老师学梵语。两年之后，蒋老师把我引荐给他的老师季羡林，此后我一直在季先生指导下攻读中亚死语言。1992年，邵瑞琪（R.Salomon）教授邀请我到华盛顿大学从事犍陀罗语研究。从1982年梵语发蒙，到1992年赴美国进行学术交流，我花了十年之功，可谓“十年磨一剑”。吾生也晚，向季先生问学的时间不长，他老人家却对我有知遇之恩。1994年，访美归来，我向季先生汇报在美国的学习与工作。当他得知丝绸之路考古已成为世界人文科学发展的一个新潮流后，觉得北大应该开设这门课。不久，季先生找宿白师一起向校方推荐，把我调回北大教书。季先生去世时，我写过一篇悼文（《瞭望》2009年第29期），介绍他老人家的名山事业，本文进一步讲述我向季先生问学的所见所闻。

学术之门的引路人

在我们这个缺乏国学大师的时代，季先生深得国人厚爱，大家并不清楚他到底研究什么，有些媒体顺势把他吹捧为国学大师。可是，季先生不领这个情，曾经登报公开辞谢。就像唐玄奘西天取经，回长安后开辟译场，主持佛典翻译，季羡林是第一位把印度学从德国引入中国的洋博士。正如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指出的，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五大发现，分别为殷墟甲骨文、流沙坠简、敦煌文书、清宫内阁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季先生专攻第五个发现。经陈寅恪先生推荐，他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在北大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开展梵语佛典、中亚死语言、印度古典文学，以及其他东方语言的教学与研究，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印度学家和东方学家。

正像老一辈欧美留学生一样，季先生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不过，在读书治学方面，他却推崇德国人，无论什么都是“in Deutschland hergestellt”（德国造）最好。1984年，第一次拜谒这位“德国造”学术大师，进门没说几句话，他就问：“你会德语吗？”我答德语学得不好，正在努力，打算读点德语印度学名著，如吉尔霍隆的（F.Kielhorn）的《梵语语法》、盖格（W.Geiger）的《巴利文学与巴利语》、布赫勒（G.Bülher）的《印度古文字学》、皮舍尔（R.Pischel）的《印度俗语语法》，他似乎有点惊诧。我补充说：科隆大学教授雅奈特（K.L.Janert）建议我读这些书的，他最近寄来了后两本书。季先生告诉我，此人是他的德国同学，当年他们一起跟瓦尔德施密特（E.Waldschmidt）学梵语。他从蒋老师那儿知道我学了两年梵语，打算继续攻读中亚死语言，就谈起他的西域语言研究规划，说他正利用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解读新发现的一部吐火罗文本《弥勒会见记》残卷，最近送了两个学生去德国留学，一个在汉堡大学师从伊朗学家恩默瑞克（R.E.Emmerick）学于阗塞语，另一个在哥廷根大学师从伊朗学家麦坎奇（D.N.MacKenzie）学粟特语。我正为学何种中亚死语言犹豫不决，经季先生指点，决定专攻佉卢文犍陀罗语。

有传闻说：“胡适对季羡林的学术水平颇为欣赏，直至晚年还曾评价：‘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问题是，印度学非胡适所长，他凭什么判断季羡林的学术水平高低呢？众所周知，傅斯年早年留学德国，1928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大力倡导德国语言学（Philologie）派的治学方法，开辟了中国新史学之路。季羡林被聘为北大教授，恰逢胡适任北大校长，大概从陈寅恪的推荐信得知他的学术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