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人类学者都要介入社会治理。官员系统的社会治理和学者的研究发现应该找到连接的通道，这理应是一个学习和知识的系统。我们以前做过公共卫生的项目，找到了新的解决问题的原理和路径，但行政和学术的思路有时并不一致，需要不断协调，人类学叫调适。

高考数学难度提升，有利于将选拔人才的标准向逻辑思维能力强的方向倾斜，以配合当下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但问题是现在有些倾斜已经过度了，这是没有必要的。 数学构成了其他学科的重要基础，当其他学科发展到一定的瓶颈期时，数学能及时为它们递上一把梯子，帮助它们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于个人来说，数学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培养和锻炼人的逻辑思维能力。

中国能给落后国家的一个重要启示是：虽然早期要利用廉价劳动力挣得第一桶金，但最重的是要从一开始就关注如何引进新的知识和技术，让技术尽快扩散到自己的国家。 我出国学到更多的东西之后，我意识到在读了10年经济学并对现实问题有一些思考的基础上，我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的经济问题了，觉得自己能做很多事情，而且这些事情不是我在国外能做的，一定是要在国内与大家一起来做的，于是我坚持回国。

要解决新闻学的发展问题，“需要心平气和地把问题摊开来、摆开来，有深入的分析，这可能就好了。” 学界自我欣赏的风气还是很重，这是不应该的。对此，学界应该检讨，应该去分析里面的原因。 新闻人要懂得自己的使命，最简单、最朴素的一个要求就是向人民报道真实的东西、真实的新闻，这是最重要的。

“方先生没有设定这些目标，他不主张急于发表文章，认为先要读好书。他说任何一篇文章都不能炒冷饭，没有新意就不要写文章。” “我把读博士归纳为五‘独’俱全。就是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独到见解、独辟蹊径、独树一帜。” “中国历史是有其整体性的，在整体之内，不管出现几个政权，不管政治如何不统一，并没有破裂了整体，应当以中国整体为历史的范围，不能以历代王朝疆域为历史的范围。”

我觉得，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让每个人都受到鼓励，去做你想做的事，找到兴趣和热爱所在。如果每个年轻人的成长都是在自己的热爱之下去学习，那这会增强他的热爱。 人固然难逃浮萍的宿命，然而，是否属意知识，总是不一样的。毕竟，认知是人格的核心。

辩护制度和律师职业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假如一个国家的律师水平很弱，辩护制度不健全，刑诉进步是不可能的。 至于学法律，几乎是必然的选择。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没有学数理化，想考理工科是不容易的，只能从文科里选，其中法律肯定是最有吸引力的。主要是过去看的书很多是破案类的，辨疑洗冤，惩恶除奸，伸张正义，自然就有了一种法律情怀。

理论上的结论与政治上的决策并不总是相吻合的。理论上需要细推物理、洞幽察微，而政治上则要权衡利弊、趋利避害。作为学者，重要的是保持一份“平常心”。 我们做学问本身不考虑它的影响，那是时人和后人是否认同的问题。我写的书可能要三五十年以后，才有人有兴趣去深读，知道那时有一个学者做过这样的研究，他有这样思想上的超前认识。我不奢望这一代人都会理解。

她（李谷一）用一种全新的、所谓的气声唱法唱这首歌，和那个时代流行的豪迈、壮志凌云的唱法完全不一样。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歌还能这么唱，当时就觉得：大学上对了。 真的太多偶然了，但我现在觉得，偶然当中也有必然。特别是上大学，它的确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我一般不给学生写这些东西，但有时候送别学生，他们非让我写点什么，我就写这句话：“宁静致自由，自由成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