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20年间，全国至少拥有过243档电视问政节目，分布在全国169个地级或以上城市。20年之后，不少栏目已经改头换面，一些还存在的栏目，定位也从“问政”转为“探讨”。 对大部分普通网友而言，相较于具体解决的问题，他们更感兴趣的或许是官员们在节目中的表现：“平时见不到领导干部，现在你出丑了，终于有人‘教训’你了”。 汪小平找到市委书记，“这个事你恐怕得带头上。你不吃这第一口螃蟹，你不做榜样，别人可能会不重视这个事。”

“蜗牛奖”的评价范围也从最初的治理干部不作为，延伸到作风建设、改善营商环境、推进招商引资等多个领域。 一些常见的电视问政节目、“末位淘汰制”等，都属于负向激励措施。2016年初，贵州省贵定县就曾针对县直部门设立“踢皮球奖”“水面浮漂奖”和“工作不及格奖”。 “目前没有任何机制可以保证类似的考评机制不会人走茶凉和人亡政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补充，“因此，不一定要追求政策延续性，而是要看考评是否可以兑现，让公务员得到激励或被问责。”

在高息回报的引诱下，张怡与母亲还和老易养签下多份借款协议，累计投入了100多万元。协议陆续到期，老易养却一直没有还钱。 杨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成立老易养之前，杨晓峰是卖保健品的，第一批老易养的会员，便是这群顾客。 老易养体系里，销售人员都有对应的会员，他们称会员为“家人”，会员则叫销售人员“小伙伴”，召开的全体会议，也被称作“家庭会议”。 有网友在“问政四川”平台反映老易养问题，相关留言显示：“都江堰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正在调查处理。”

准备良久的西安市教育局最终以21.89%的满意率惨淡收场，刷新了节目开播以来的历史最低分。

据中国江西网报道，近日，多名游客向《问政江西》求助，称在庐山旅游购物时遭遇店家价格欺诈、强买强卖，原本8元一斤的草药，打成粉末后变成了8元一克，游客拒绝付钱被威胁“不付钱让你爬不出庐山”。在被威胁后，无奈花费千元购买“药材”后才脱身，但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回家途中发现“药材”竟是用秋葵代替阳元草的假货。

一次偶然的节目取材，一场自上推动的电视直播问政，使延宕二十年的污染顽疾迅速得到解决，环保局三名主要领导更被火速免职。

政府与官员如果能够虚心地做到“四问”：问需于民、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那在各地的电视问政上的问题就不会反反复复地出现了。

今天的城市管理，较之古代固然更加错综复杂。但面对种种难题，管理者不妨学学古人的智慧与担当。若能多多问政于民、集思广益，想必“取消”之外也有良方。

8月5日，湖南经视《经视问政》第八期节目曝光衡阳县两官员违规经商，节目录制现场，衡阳市市长周海兵决定将二人停职。有专家认为这种做法不合适，表示电视问政不能代替组织程序。而节目组回应作秀质疑称每一名被问政的官员，录播前都不知道详情。都是“本色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