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形容自己是一位“不安分的人类学家”，常常想要挑战既有研究范式，在碑林、族谱、祠堂和村民的诉说中，寻找历史与当下重叠的暗影，揭开掩藏在日常背后权力的呢喃低音。 “人家常常问我，你做了几十年南中国的研究，为什么你现在跑到中东和非洲去了。我说没问题的，对我来讲中国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一个过程，哪些过程最有意思、最有需要研究的地方，我就去哪儿。” “人类学最要紧的就是培养同理心，了解和尊重他人……别让界限定义你，应由你自己定义你的界限。这些都是让我们可以被称为人的最大公约数，可以达到这个境界的话，你的学术就有了普遍的感染力，这也是我从文学中悟得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