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颜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无论是在创作视野、方向，还是深度方面，聂华苓的“国际写作计划”对中国作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0年代初，聂华苓到访武汉，对后来以武汉大学为首的作家班的创办产生深刻影响。武汉大学於可训教授曾在《我记忆中的作家班》一文中写道，“武汉大学作家班，虽然是插班生制度的产物，但创办作家班的某些基本理念，却是受了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影响……”

聂华苓当年的穿着和风采:“总是一身旗袍，看起来很传统，很中国味道，气质举止优雅。看到她踏着细碎的步子走进教室，开始讲解那奥秘又辽阔的西方文学，我总感到惊奇又有趣。”

第三天又有电话来，打电话的人说：我是艾青！我就大叫，很惊奇，问他，什么时候能去看你？他说你马上过来吧。那时候只能是我们去看他，他还不能出门，还被限制着自由。”

“我从来不涉及政治，可是政治好像一直缠着我，因为政治我才去了台湾，因为政治我去了美国，后来因为政治我又回来，被台湾骂成亲匪”

这是柏杨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他没有遗憾，只是恋恋不舍，不舍他对妻子的爱，不舍他对人的爱，不舍他对家国的爱。

聂华苓父亲死于红军枪下，在台湾看来，聂翻译毛诗就等于背叛父亲的亡灵。而海峡另一端，则抱以惊喜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