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的逻辑看，所谓的歧视，其实有两种：一是效率歧视或假性歧视，二是非效率歧视或真歧视。两者的区别在于，假设企业招了名校毕业生没有招双非毕业生，如果表面上看是因为前者比后者的学历过硬，实际上是因为前者比后者的工作能力强，那么就是效率歧视，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有利；如果明明后者的工作能力比前者强，但仍因为前者的学历比后者好看而招了前者，那么就是非效率歧视，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发展。 就业是一个双向选择过程，应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摩擦成本，这样对企业与求职者都有利。

​我们具备实现净零排放的手段，也知道需要做什么。我们的经验是，投资小颗粒、小规模的技术，有巨大的改进潜力并可降低成本。 CBAM的收入应该用于改进技术或补贴公众，对出口国和他们的国民碳减排产生积极影响，否则这可能是一个贸易壁垒，没有经济学上的意义。 应对气候变化，我们需要新的社会契约——我们都没有签署的合同，但必须遵守。这不一定是成文的法律，而是我们如何与他人互动的隐性知识，是社会运作的方式。

在中国的东南数省，以浙、闽、粤等为代表的地区，有更发达的家族、乡党等小共同体资源，抱团创业，信任和交易成本低，因此这些地区反而具有更大的经济力量和社会活力，有众多的家族企业、乡党小共同体的融资方式，并能在海外具有开拓发展能力，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那些更原子个人化的地方，得到的恰恰不是更发达的“自由市场”，而是更官僚化的管制。

尽管氢能投资热情似火，但受制于成本、储运等制约因素，目前氢能减排的应用多为示范项目，距大规模产业化还有很长路要走。 按照现在绿氢的价格，企业利用绿氢生产直接还原铁还不具备较好的经济性。尽管如此，中国钢铁企业还是积极探索并建立了十余个试点示范，也取得了阶段性进展，预计要到2035年左右迎来绿氢冶金的规模化发展，较之前要到2040年的预测有所提前。

没有资质的拆解小作坊，不需要合规的场地、设备、专业人员和环保措施，成本比具有资质的回收企业更低。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把拆解出的零部件通过伪造铭牌等手段，高价出售，获得更高的利润。因此，这些非法小作坊，对报废汽车可以给出比合规拆解企业更高的收购价，吸引车主将报废车辆卖给他们。 解决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中的乱象，除了严厉打击非法拆解的不法分子之外，更重要的是培育正规的回收拆解市场，通过经济方法鼓励车主将报废汽车出售给正规的拆解企业。

通用飞行或低空经济，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与前景，eVTOL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打个飞的”将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随着成本的降低，私人购买与使用eVTOL或会越来越盛行，从少数富豪的奢侈品逐步下沉到中产阶层，进入千家万户，就像家用小汽车的普及历程一样。期待这一可预见的未来，开启我们更美好的生活。

法律要解决的，不是权利为本的问题，而是权利冲突时的取舍选择问题———选择成本更低、效用更高的行为规则，这也正是经济分析的核心思维。

中国的城市居民买房，所获私有财产的范围很有限，基本只限于房屋之内。房屋之外从走廊到电梯，再到楼房墙体，小区绿地，都属于共有财产。看似人人有份，行使权利时又受到诸多掣肘，保障利益的成本极高。社区公共区域的财产价值，又占居民房价值的很大比重——某种程度上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恰恰这部分的财产价值，贬损毁灭得最快，居民很难做出补救。经济学上的“公地悲剧”，在社区共有财产这件事情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除了女方卵子合格但没有子宫功能需要代孕（第一类代孕需求）之外，还有一种代孕需求，表现为中产及以上的女性或男性，已婚或未婚，就是想要一个有自己血缘的孩子，但女性觉得自己怀孕的机会成本太高，或单纯不想承担怀孕的麻烦与辛苦，或两者兼而有之，男性则要么觉得通过婚姻生子太麻烦、成本太高（未婚情形），要么觉得不想让女方亲自孕产或尊重女方不想亲自孕产的想法，且在经济上能够承受。这种代孕需求比例上有不断走高的趋势（第二类代孕需求）。

2023年12月至2024年2月，84家银行申请增加注册资本并获批。城商行、农商行和村镇银行等中小银行是其中的主力，农商行高达66家。主要方式有原有股东追加投资、定向募股、利润转增等。 城农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资本内生能力严重不足。与此同时，外源性资本补充手段受阻，城农商行发行资本债越来越难。 在一众城商行农商行中，分化开始出现。部分银行走出独特的小微信贷业务之路。一种情况是与这些银行善于利用区位优势，深度服务当地实体经济有关。另外一种情况是这些银行自身经营策略和成本控制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