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价值观的生产和传播是一个系统。炫富网红自媒体充其量只是这个系统的一环，而且也不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宣扬这些的书籍、影视等各类精神产品多了去了，更何况这种生活方式也会人际传播与强化。要扭转已经在相当比例的人内心扎根的价值观，很难很难，用句耳熟能详的话说就是，“一个长期系统工程”。

于会文曾因金句频出的采访登上微博热搜，成为“网红官员”。夫人对四川的空气满意了，却对他不干家务活不满意，于会文自嘲：“你管家中，我管天空”。 于会文对环保工作有一套自己的思考。他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环保部门要“首做监工，辅助帮工，不做长工”。站位得再高一点，行动再快一步，对那些中间搭界的活儿，环保部门可以暂时把手伸长点，不让活儿掉地上，但是按照职能职责分工，最后该谁干谁干。

不少说一套做一套的网红，他们把价值观当生意，把受众当工具，完全不顾这些观念给他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种“圈粉”极端危险——他们一方面对自己催眠，在错误观念道路上执迷前进，谎话说得多了，最后自己也会相信。另一方面，一旦网红的真相被发现，粉丝就会成为最尖锐的攻击者。

“常年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可能觉得环保与我很遥远，但环保并不只是到远离城市的地方捡垃圾。”胡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最后的成片里，向人类乞食的“网红狼”拍摄素材被舍弃。人类投喂野生动物会影响动物健康，削弱动物自然觅食的能力。 反对娱乐作秀，节目组镜头聚焦的是专业的科研人员、环保机构从业者，以及大量生活在高原、牧区、热带雨林的原住民。

参加管理服务对象的宴请没报备，最低也要赋黄码；如果饭钱还是管理服务对象出的，那就是橙码；如果在此期间还利用职权给对方提供一些经济活动上的便利，则赋红码。 “单从应酬角度来说，‘一把手’会涉及跟一些客商、兄弟单位的交流，有时会参加一些应酬。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区分这个应酬是因公还是因私，确实有一定难度。”

生均经费并没有随插班生转移，特别是由市属高校转入部属高校的，后者几乎拿不到补贴。“这相当于招的学生越多，高校亏的钱越多。” 在试行初期，上海大学的老师们担心，插班生制度会造成本校尖子生的流失。叶志明不认同这种短视的观念，他回应道，“一流高校，不是通过扣住好学生来成为一流的。” “国内如果要建立更灵活的转学机制，还需要相关保障机制、社会环境和公众认知达到一定的程度。”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宋旭红认为，严格的转学制度是为了保证高等教育的公平。

四川大学通告称：张某存在违反大学生行为准则和学校教学管理规定的行为，考虑到张某已经公开道歉，且取得对方谅解，本着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学校给予张某留校察看处分，以及留党察看处分。 “我们看到的是水面上的一座冰山，以为这是山的全部，其实下面暗流涌动，真正能够左右这个冰山移动方向的，是下面那些我们看不见的部分。” 唐映红形容，这种对张某层层加码的信息披露，是在按照公众意愿塑造“完美加害者”。“真相是什么不重要，如果说谣言有100万的阅读量，辟谣最多只有1000的阅读量。” “在‘流量为王’的发展形势下，网络流量成了很多人的价值标尺、利益之源。当一起网络事件成为全民热点之后，很多人会借此炒作，导致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红毯上，许鞍华被问到香港电影是否已进入“小阳春”，她回答：“当我弄清楚‘小阳春’的意思时，我想说，不是的，香港涌现了很多新导演，他们会越来越成熟。小阳春出一出就没有了，但他们会持续下去。我想这是一个开始。”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委员张红宇： “去年（2022年）的粮食只增加了74亿斤，增加了0.5%；前年（2021年）增加了256亿斤，增加了2%。这说明增产越来越难了。”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张晓山：“一般的规律是五年为期，‘两丰两欠一平’，但中国的粮食产量已经实现了十九年的增长，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可以进一步提高农业基础设施，把基本农田变成稳产、高产的高标准农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