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纸黑字、自愿签订的合同，要否定其效力，需要有过硬的理由，比如违法、恶意串通、损害公共利益等。否定竞业限制协议的效力，立法机关要颁布更明确的法律法规。 企业自愿给这个钱，员工自愿收这个钱，其协议约定就有内在合理性。若要否定竞业限制协议的效力，立法机关颁布更明确的法律法规，也比法院作出有争议的判决要好，美国就是这样做的。

在三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邱阳军看来，一些政府部门日常工作较多，而且担心“万一说不好，触碰红线”，会出现“没有意见”的情况，而老百姓与政府部门不同，“有什么就说什么”。 在讨论如何对临洮县人大常委会这些与省级地方立法机关保持密切联系的基层单位命名时，有工作人员建议借鉴甘肃省和一些地方在20世纪90年代设立扶贫工作联系点的做法，使用“立法联系点”这个名称。 在江海区人大常委会征集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的意见时，讨论就很热烈。参会的农民和村干部，在“会场上都要吵起来了”。这部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的法律，涉及股东成员的资格认定。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不在农村生活的农村户籍人口，是否能享受集体经济分红。 经过近 10 年发展，众多基层立法联系点目前面临一个共性的问题，“如何让基层群众对国家立法工作一直保持新鲜感，有很高的参与热情？” （本文首发于2024年3月7日《南方周末》）

滞后性是法律的天性，刷脸时代呼啸而来，各国立法部门纷纷作出反应，查漏补缺，完善制度，立法思想不同，具体规定也相应不同。更早之前，美国旧金山市地方立法机关以8:1的票数比，通过了一部新法令：禁止当地任何政府机构使用人脸识别技术。

王汉斌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十年间，专家意见畅达最高立法机关的案头，为各自利益蠢蠢欲动的部门立法代表意识到，他们碰上了一个不好对付的“对手”。“也只有他，才能摆平那么多机关。”学界人士评价他强悍、有决断力。最重要的是，“他清楚法律进步的方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说。

废止劳教制度已是大势所趋，因而替代性制度的设计和出台必须加快脚步。对此，有一种“悲观”的基调比较好，这样才会小心翼翼，把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考虑周全，那种高调、浪漫乃至过于乐观的态度，可能会把事情弄糟。

现代诸国放宽征收的公共目的约束的背后，隐含着特定的历史与制度背景。无论如何，征收都必须基于立法机关明确、具体的授权，并需在启动征收时通过正当程序先行认定是否合乎法定目的。法院则享有最终的审查权。

有“小宪法”之称的刑事诉讼法，2011年8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后对外公布并征求意见，引国内外注目。最新的草案中，“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第二条。对外界反应热烈的两个问题，立法机关略作了缓和的处理。

这将是1979年第一部刑法颁行以来，中国的立法机关第一次削减死刑罪名。

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它有必要和可能同时成为三个中心：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心，民主训练中心和国事研究中心。

我国税收立法“越权”严重，行政机关行使了本应由立法机关行使的课税权力，导致对公民私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