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减负，又内卷，用虚掷精力抹平人才的方式建构一种“公平”幻境，科举制度倒也不能说不成功。能从这个繁琐的选拔机制里杀出重围的人，智力和韧性大概都足够，承平之世对官员的要求，能如此大概也就够了。

文人喜欢《世说》是必然的。唐宋以后，随着皇权扩张，科举制度成熟，文化教育普及，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大大增强，魏晋那样的名士失去了社会基础，而社会上的读书人却数量激增。也就是说，《世说》里的文化资源，和后世文人是共享的；《世说》里的名士特有的社会保障，是后世文人没有的；而《世说》名士不必介怀的体制约束，却是后世文人所必须忍受的。读《世说》，不生出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感觉，才怪呢。

科举制度，有两个简单的问题：第一、科举制度究竟是一种选拔什么人才的制度？第二、科举制度是否只选拔人才？这两个问题听起来简单，但也正是在简单的问题上，我们对科举制度有较深的误解，并给它贴上了许多负面标签。

中国曾有过素质教育雏形。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教书育人”之教育目的等。然而，秦以后两千多年，特别是科举制度的选拔功能，逐渐颠覆了教书育人的教育本质。

清末维新，百废待兴。维新思想家认为中国的积贫积弱，主要是因为民智未开。民智未开，则是因为八股取士。因此必须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式教育，这才是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