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学术共同体”确定立项与政府资金分配，存在着裁判员与运动员两种身份的利益冲突问题。 请托可以通过私人关系如同学、校友、老乡与师兄弟姐妹等进行，其中最容易形成且最坚固的是通过师徒传承与同门关系形成的学阀，一个或少数几个学阀完全可以把持某个研究领域，垄断研究材料、控制学术评价，进而掌握分配政府科研经费之权。

在一个研究领域有一个或数个学阀，他们垄断学术资源，主导科研经费的分肥，把持学术评价权，控制学术体制内岗位的分配，对想进入这个研究领域的学子进行各种规训与控制。

学术造假入刑是国外已有的司法实践。2009年，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曾以“侵吞研究经费罪”与“非法买卖卵子罪”，判处黄禹锡有期徒刑2年、缓期3年执行。黄某若是否涉嫌刑事犯罪，又是否还有其他不法情事，已经超出了学术共同体的职权范围，公权力当继续追查黄的其他违法犯罪嫌疑，追究其刑事责任，并探索“学术造假入刑”的立法，倒逼学术界自查自纠，还给象牙塔一片蓝天。

生均经费并没有随插班生转移，特别是由市属高校转入部属高校的，后者几乎拿不到补贴。“这相当于招的学生越多，高校亏的钱越多。” 在试行初期，上海大学的老师们担心，插班生制度会造成本校尖子生的流失。叶志明不认同这种短视的观念，他回应道，“一流高校，不是通过扣住好学生来成为一流的。” “国内如果要建立更灵活的转学机制，还需要相关保障机制、社会环境和公众认知达到一定的程度。”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宋旭红认为，严格的转学制度是为了保证高等教育的公平。

科学研究，讲求客观、严谨、求实，谁是原创、主研，论文“一作”就应是谁，不能以“谁是领导、谁搞来经费、领导意图”来掠夺他人的成果。这位教授的说法，咋听都有股贾雨村念“护官符”的味道 （本文首发于2023年6月8日《南方周末》）

华南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应密曾分析，2000-2019年间，高校校舍建筑面积平均增幅仅为3.35%，这一数据低于研究生扩招人数的年平均增长率12.60%。 “就算买了地皮，还要再盖楼，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仅靠高校的办学经费可能无法支撑。” 疫情以来，高校软件设施的投入比例呈增长趋势。“教育经费多被投资于智慧教室、校园信息化建设、学生奖助学金、通选课程和学科专业建设上。”

李辉曾确定了曹操家族DNA，证实曹操并非汉相曹参后代，他还通过对Y染色体精细谱系的大规模构建，为白银杀人案成功破获提供线索。 “中医的经络是复杂的抽象概念，科学仪器是检测不出来的。”这名中医药大学教授同时称李辉的实验“荒诞到中医界的人都不想去驳斥”。 在学生看来，李辉对于茶叶的研究，都是出于“情怀”。“关于茶叶的研究经费都是他自掏腰包。”

以国外开源软件冒充“自主产权”骗取科研经费，可能是涉及欺诈研究资金的犯罪行为，不能简单以“科研不端”一笔带过。具体到“木兰”事件，有几个问题应该查清。

每年秋季开学，各个高校学生群里总会有一些对“水课”的热议，其中很多“水课”属于通识选修课程。 专业性不强泛泛而谈，没有学术意义，缺乏学校财政经费等支持……很多老师其实也不愿意承担通识课教学任务。 从2005年前后至今，过去15年可算是当代中国第一代通识教育。事实上，通识教育是一流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积极探索多种模式的通识教育，实践重点也从体系建构逐步转向质量提升。 怎样让通识课摆脱“水课”标签？南方周末记者约访多名研究者、授课者，探讨通识课程改革的难点与通识教育的本质。

一些科学家的造假只是为了名和利，其结果会导致大量学术经费的浪费，并使得从事相关研究的科学家误入歧途；另一些科学家的造假或失误所带来的伤害却要大得多，大到或许只有政治领导人的错误才能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