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尘世喧嚣的现世，重建信仰、信念，在价值观层面和文化传承方面，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互助，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谅解、相互爱慕，而不是继续鼓噪“三国杀、韩式罪案剧、族群仇恨、性别对立”等底层互害思维，恐怕真是世纪级的艰巨人类工程。

需要让孩子知道，性冲动和性行为是人作为动物的一种本能，也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必经之路。但同时要让孩子知道，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人有克制疏导自己冲动和欲望的能力，性与爱、生育、婚姻家庭的关系也要讲清楚，这是文明的基石之一，这个社会的很大一部分道德都是与此相关的。性压抑不可取，但性放纵同样不可取，让孩子对一些思潮如性自由，要有清醒的认识，自由的另一面是责任，而不是对责任与后果的不管不顾。对性的态度是一个基本价值观问题，不能含糊。 在此基础上，也普及最基本的法律常识，比如，发生性行为必须是双方自愿且相互尊重，不能有任何强迫或胁迫。比如，法律规定的性同意是什么意思，能够准确表达性同意的年龄是多少，如果不是双方自愿的性行为，会有什么法律后果。

富裕社会的低生育率问题，其实是婚姻-家庭价值观雪崩的问题。这引发了对何谓文明的思考。 文明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保障与促进种群的生存，并为此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技术、制度与价值观以补足与增强人的本能。 如果所谓的文明及其构件压制与削弱了生存目的与本能，会导致一个国族的消亡，何以能自命为文明呢？而作为文明载体的种群消失了，所谓的文明也就不存在了，会自我毁灭的何以能称之为文明呢？

全球人类，尤其是那些教育水平较高地区的人类，很可能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似乎聪明人不断在自我淘汰。当然，“教育水平较高”这个概念似乎有进一步解析的必要：是更长的教育年限，还是更高的学历，抑或兼而有之？是不是他们在接受教育过程中被注入的价值观影响了其生育意愿与生育率？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了。

婚姻也好，生育也好，说到底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如果说有什么能对婚姻家庭与生育构成挑战，那一定是价值观。一个好的价值观，外显应是对婚姻家庭与生育友好、对母婴与母童友好，并且也看到父亲的付出，基底应是生机勃勃，流淌出生命力旺盛与德性丰沛。由个人而家庭，自家庭而国家，生生不息，绵绵不绝。

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呵护生育本能与婚姻家庭与否，决定这个社会有没有未来。韩国是一面镜子，她的今天，或许就是许多国家的明天。所以，韩国上演的一切，值得好好观察、梳理与反思，对东亚社会而言尤其如此。

生育决策不等式是生育收益>生育成本，单看成本端是没有意义的，必须收益端与成本端对比才有意义。生育收益有金钱收益与非金钱收益。在社会化养老之下，金钱收益趋于消失，如今还有几个人考虑养儿防老？非金钱收益的有无、大小则取决于价值观。年轻人不想结婚生子，就在于他们的价值观变了，消解了生育的非金钱收益。

育儿补贴是降生育成本，但生育成本再怎么降，只要生育收益上不来，对城市居民生育率的提振意义有限。生育收益包括金钱收益与非金钱收益，前者主要是养儿防老的考量，但社会化养老给了大家“自己给自己养老，不需要子女养老”的错觉，已经极大削弱了这一诱因；后者是天伦之乐与履行家庭责任的成就感、圆满感，需要特定的理念、价值观才能维护 （本文首发于2023年4月20日《南方周末》）

中国如果要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应该重振对家庭与儿童友好的文化与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