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不惑：“理论和政策研究，都容易理想化，往往与改革的实践有相当的距离。该坚持的坚持，该妥协的妥协。” 从理论研究转向政策研究，再迈入改革实践，他对“改革”一词的理解，也是逐步走向“不惑”的过程。

米莱的改革如此高调和激进，已经不可能悄无声息地进行了。他现在急需做的，一方面是维持稳定，另外一方面则是发挥他多年“脱口秀”的优势，让民众理解他改革背后的理论依据。即便是民众短期内无法理解，也需要尽量争取国会的理解，坚定改革的方向和信心，形成共识。如果没有这种共识，米莱的改革恐怕将无法走得更远。

经济学家影响世界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创立理论，通过自己的理论影响世人的观念，进而影响世界。比如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和米塞斯，都是这样的经济学家。还有一种则是未必创立属于自己的理论，但手上握有经济学理论，躬身入局、亲自参与到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厉以宁属于后者。

王安石新政在思想理论上面，总是要把它所诠释的君主所掌控的国家利益置于其他利益之上，因为他还是在为一个君主政权服务。但是在改革实践中，王安石又总是认为他是在帮大多数人，甚至在帮下层民众，这么一来就造成我们刚才所说的悖论——新法所带来的国家财政的改善，远远超过它带给民众的实际利益。

10米高的雕像望向远方，步伐坚定、衣襟“飞扬”，雕像注视下的深圳，在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于1980年建立了经济特区。当年仅有3万人的小镇，到了2019年已成为超大城市，常住人口超过一千三百万。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广东什么都要凭票，有46种票证，买火柴要票，买两块豆腐要豆腐票。”陈开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有两个票，一个邮票，一个股票，股票是改革开放才有的。” “发展是硬道理”“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及“三个有利于”这些理论，都在1992年1月20日的国贸大厦被记录下来，随后传播至全国。 （本文首发于2021年5月6日《南方周末》）

“管仲竟成了政治改革的传说的箭垛，许多政治的理论，和一切富国强兵的善策、奇策、谬策，都堆在他名下。” （本文首发于2020年7月9日《南方周末》）

党的十八大在确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拉开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

哈特的产权理论可以最直接地应用在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上，因此对于处于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的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

从1978年算起，中国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政治体制一直保持稳定，未有大的变革。这一个事实令西方学者困惑不已。依据西方学者曾经普遍接受的理论，一国经历长期经济增长，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大改革。

作为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研究企业理论的学者，张维迎长期关注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实践，对于“企业家”这三个字，有着独到而深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