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生活的意义”“什么样的工作是有前途的”“为什么他/她不爱我了”“怎么教育小孩”…… 现代人经常面临学习、工作、婚姻、交际、养育乃至人生意义等等方面的困惑，作家、学者费勇的建议是，换一种思维模式问问题： “我的内心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如何找到自己内心的热爱”“在这段关系中，我愿意承担多大的责任”“我自己如何做父母”…… 这种回到内心的思维方式，源于费勇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作为暨南大学生活方式研究院联席院长、教授，他为象牙塔外的读者写陶渊明、苏东坡、王阳明和慧能等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灵世界，连续多年入选各种畅销书榜单；他给网友讲儒学，也讲佛学，相关视频和音频课在各个平台获得超过千万级的流量。他探究如何将古人的智慧融入到许多人用“浮躁”来形容的现代生活，希望帮助人们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力量。 费勇认为，古人的困惑与我们相通，他学习古人应对人生困惑的智慧，总结出具体的心智练习方法，写成《心的解惑》一书，并于2024年出版。我们的对话就从“困惑”开始。

男女在走入婚姻之前，商定将来如何建立家庭“公共财政”，哪一方出多大比例，双方如何共同决定大宗支出；如果一方全职在家，给多少家用；如果决定要孩子，需要多少钱，男方出多少钱；把彩礼的来源与归属也纳入未来小家庭财务考虑之中，站在婚姻长久稳定与子嗣利益福祉的高度，双方有商有量。 若有必要，双方父母乃至亲友也可以参与。这样的商量，也可以避免头脑发热或一时冲动，提升双方的家庭责任感。如果有这样的深思熟虑，相信高额彩礼的问题也就消解于无形。

上大学的孩子虽然多已成年，但终究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父母给予他们生活费，当然是一种责任，说是“义务”也可以成立。但作为大学生也应该树立起逐步独立承担部分责任和义务、减轻家庭负担的意识。 当一个大学生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主动承受着来自“生活费”的压力时，他就已经站到了比一般人更高的社会起点上。

如果不是跟全村“兜钱”，阿根日轨的父亲就凑不齐36.8万元彩礼。按照彝族古谚，为儿娶妻是父母一生中最大的责任。 婚事订得仓促，冉英英发现与阿根日轨合不来。“我们说了很多次让她回去，都拿了人家彩礼了，不回去怎么弄啊？” 双方约定，等冉英英再次嫁出去，收到新彩礼后，退还阿根家的彩礼。“不把这个事情办好，后面可能会出事。” “衣服拿不来就扣10万。”谁也说不清楚，冉拉发是深信女儿的衣服留在阿根家会被用于施咒，还是为暂不还彩礼找的理由。

本案中女童父母的生活如果遭遇较大影响并且造成了恶劣后果的话，造谣团伙就应承担更大的责任。目前该造谣团伙已被提起公诉，理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附带民事赔偿。自媒体从业者也应戒慎恐惧，在畸形的流量生态面前知所进退，不至于“以造谣为生，以造谣为乐”。毕竟，“流量狂欢”铺就的未必就是一条名利双收的金色坦途，还有可能是一条自欺欺人的不归之路。

这一事件也提出了诸多严肃的问题。独居老人的子女应该如何担起责任，让自己的父母获得有质量、有尊严的老年生活？没有子女也没有关系密切亲朋的孤寡老人，社会与政府如何对其提供必要的帮助，令突发状况能得到响应？

把孩子养大成人，作为父母的本分已经完成了，法定责任已经履行了。不能随随便便把自己的老本交给子女，主要资产一定要控制在自己手里。子女需要大额资助，可以明文的方式出借，规定本息与偿还计划，或者至少要明确父母有索回的权利，不要让子女觉得父母对自己的爱是无条件的，可以予取予求的。

富裕家庭或富裕中产家庭要想缓解代际冲突，只能从根本出发，协调两代人价值观。责任落在父母身上：他们需要格外重视儿女的价值观。尤其身为企业家的父母，他们不能只给儿女提供优渥生活条件，却放任他们价值观走到对立面。

只要西方文化的“个体主义”，却不要其“权利与义务对等”观念；既要西方文化“自我实现”的好处，又要东方文化“亲亲”的好处，占父母的便宜，却不愿承担任何责任，譬如前文那位儿子，玩到晚上十点半回家（所谓应酬、交际），这就太不地道了。

有些“全职儿女”觉得自己付出了劳动，就该有报酬，甚至硬逼父母同意被“服务”，却丝毫不去想，父母需要你这么“服务”吗？ 作为儿女，照顾父母，本是天经地义的责任和义务，把本分折算成代价，按“劳”取酬，这是对人伦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