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4年3月，全国已经有397.2万“法律明白人”，活跃在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中。 村居法官、村居法律顾问有较高的法律专业素养和专业资质，而“法律明白人”的专业要求相对没有那么高。 在过去的农村，往往是以实力和话语权来解决问题纠纷。普法更重要的作用是，让村民们知道，法律才是最根本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不是以前的“规矩”。

她们都出身农村，没念过几年书，性格活络，喜欢张罗事儿。在这片熟人社会里，她们天然地收获信任，最后也因为轻信，付出沉重代价，生活一败涂地。

奇葩或人品差的亲戚，你不和其来往就行了，不至于要与所有的亲戚实质上断绝联系。儒家说“修身齐家”，与所有亲戚都搞不好关系的人，恐怕自己也有问题。如果你在高速上开车，发现所有的车都在逆行，那真相只有一个：不是别人在逆行，而是你在逆行。另一种只是你内心这么想，又长期在外地，你的父母仍替你出面维持着亲戚人情关系，这是假断亲。 朋友确实可以选择，但至交、生死之交是难得的，需要精神与价值观的高度契合+长期共同生活与交往建立的深度信任。人一辈子能有几个至交、生死之交？更何况，维护亲戚关系与交朋友没有替代关系，可以并行不悖。而且，那些断绝血缘与亲情的人，恐怕也很难与连血缘关系都没有的人建立深度联系与信任，而在旁人眼里，也很难成为可信任的朋友。

接下来出现在我们视频里的骗子，就更加底气十足了：看脸、听声音，实在不行给你刷个指纹、手掌认证，你还能不信么？就此，传统的交叉验证手段也面临失灵。那么人类只能退回10年前，凡事别用视频沟通，最好当面谈。 当然，这或许能重塑我们的社会关系。不知有多长时间，哪怕是最亲的朋友家人，都是一个微信电话了事。遇到问题，也是一键支付解决。而当人与人重归线下，见面的频次多了，或许那种久违的“熟人社会”感觉就回来了。

受捐助者有必要让渡一部分个人隐私权，接受公众的监督与捐助体系的核查。 一是接受熟人社会与公众的监督，确保善款真正给到需要帮助的人。 二是一旦个人经济状况改善，或是已经不符合受捐助条件，那么就应停止接受捐助，而将宝贵的资源让与他人。

 生活的逻辑代替“礼数”，简单高效成了新的追求。当少数人违背传统时，传统会督促他们回归；当大多数人违背传统时，传统便会被抛弃。

2018年，我回家参加小学同学婚礼，一桌吃饭的十余人里，已有三四位继承家族产业，卖起毛纱毛衣。父母的态度也悄悄改变，开始鼓动我们返乡。 同样是缝盘，外面的报价是100元/打，而父亲工厂的报价只需要50元/打。经验丰富的父亲总结，由亲戚带入行，他能告诉你真实信息，“哪里有坑，哪里能踩”。 俄乌冲突导致欧洲能源紧张，父亲只有二十多人的针织衫工厂，年前接到大批来自欧洲的高领毛衣订单，2023年订单总量超过二十余万件，比2022年翻一番。

就婚礼而言，当然不少人会让自己口舌利索的亲朋来当司仪或主持，不过随着大家生活水准的提高以及对婚礼品质的要求也更高，尤其是城市，结婚请专业的婚庆公司来策划、请专业的司仪来主持的越来越常见。前者是低成本的熟人社会解决方案，可以视为一种习俗或习惯法。后者是市场化的契约解决方案。

“人情社会”在影片中成了一个中性词。超英和占义因为熟人的关系在城市中获得了仅有的线索，却又因为人情社会的各种掣肘让真凶难以伏法。

三和大神亲身感受、亲眼看到、内心认同的，却是新秩序。家乡的熟人社会不仅无趣，而且正在瓦解，他们不想回也回不去了。而在灯红酒绿的异乡，虽然身处其中，但周围的一切都与他们无关。他们自怜自卑，逃避现实，打开虚拟世界的潘多拉魔盒，在空洞虚幻中迷失，与同道中人结伴堕落、聊以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