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卖惨？这里面蕴含着一条从求助到卖惨、从真惨到假惨的发生路径。 一个客观事实或规律是，惨能激发公众的同情心与同理心，越是显得惨，募得的钱越多。路边的乞丐，缺胳膊少腿的比四肢健全的能得到更多的施舍，道理是一样的。

9月5日，修正后的《慈善法》正式开始施行。与新慈善法相呼应，《慈善组织认定办法》和《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完成修订发布，《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正式出台，从法律规范层面进一步推动新时代公益慈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公众对求助平台本身也要保持警惕与审视。有求助平台把个人求助募捐当成引流工具，利用人性的弱点进行各种商业开发，如做成卖保险的平台，当你为某个重病的人捐了钱之后，可能内心也会比较脆弱，感叹人生无常，此时平台向你推荐一个保险产品，你会不会买呢，会不会给家人送上一份爱与保障呢？媒体曝光过某平台活跃着大量筹款中介，地推扫医院的楼层，搜罗求助人，撰写悲惨故事，精准把握人性弱点，对所筹集的款项收取30%-70%，这是把募捐做成了一门骗人的生意，这是肆意操弄公众的同情心牟利自肥。

对晚年徐元白而言，林炳炜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就目前所见的这批书札来看，林炳炜很可能是晚年徐元白最大的求助对象，也是给予他最多帮助的“有力者”。

胡友平做过家政阿姨、保洁阿姨，开过小店，后来做了校车跟车阿姨，直到生命终止在54岁。 同事记得她“会管闲事”。有人求助，她愿意帮忙。看到有人做得不对，也会站出来干涉。 见义勇为时，她正做着一份需要操心的工作。任职要求提到，校车阿姨要喜欢孩子，有爱心，有耐心，对待工作有责任心。

75头鲸豚搁浅，只有1头成功放归，要不要救？ 生还几率渺茫，为什么还要如西西弗斯般做救援的“无用功”？蒲冰梅时常被问起这个问题。她承认自己在救援失败后涌起的无力感，但每当接起求助电话，朴素的情感又占据上风——万一救活了呢？“哪怕救不活，也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为积累鲸豚救助经验、探明鲸豚搁浅机制、了解海洋生态环境作出努力。”

陆涛觉得作为医生给病人看病，不需要过问病人是什么身份；另一方面，他自己还是个开“黑诊所”的，这些女性也未曾向其求助。 法院认为，陆涛明知道老板不让“卖淫女”出去看病是方便控制，仍然听从安排，多次上门为“卖淫女”看病、打针，客观上为组织卖淫活动起到辅助的作用。 这桩十余年前的旧案，近期在互联网上被重新提起。除了协助组织卖淫罪，该案是否涉及非法行医罪、医生的强制报告制度也引起讨论。

这本是一场预计八十多人参加的小范围送别。但实际到场人数超过了150人，有人在早上八点前已经到达现场，也有人从外地赶来。 从1995年北大学生为她向世界互联网发出第一封求助信，到舆论讨论阵地从BBS到短视频的迁移，一个家庭的极致悲剧，背后也是一场带有时代烙印的追问接力。

事实上，算命更多的是一种逃避。真正的勇气是在历经磨难后依然能保持勇气和决心，基于理性与勇气，去寻找解决之道，直面不确定性。求助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方式，去调整心态、面对现实，也比算命更靠谱。

2022年底，郭巍去吴尊友家接他录制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的视频，发现他“头发全白了，衣服套在他身上都要大一圈”。化妆时，他特别要求“把憔悴的面容挡一挡”。 吴尊友2012年7月发了第一条微博，最后一条微博停留在2023年4月2日21:22。他常常和网友互动，回应他们的求助、质疑。 世卫授予吴尊友曼德拉健康促进奖的颁奖词写道：“他是在性工作者中设计、试点和扩大服务推广规划的先驱，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针具交换项目和第一个大规模阿片类药物替代治疗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