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42家上市银行中，首席合规官普遍缺失。近半银行理财子公司这一职位空缺。 合规官的独立性是确保其有效履职的关键。独立性有助于合规官勇于指出问题，提出建议，即使这些意见可能与业务发展目标存在冲突。 实践中，合规人员的独立性保障普遍面临挑战。包括：业务压力与合规要求的冲突、权力不对等的限制、资源不足的制约、信息不对称和考核激励不当。 外资银行的合规官在各个业务环节都有“一票否决权”。即使是行长、董事长也不能不尊重合规官的意见。

自2022年3月开始，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的专项行动，2022年6月至2023年1月，公布63起行政性垄断案件。2023年，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民生领域反垄断执法专项行动，已公布6起行政性垄断案件。 通报的行政性垄断案件主要集中在城管、医疗、教育、建筑等民生领域，这些领域行业监管特征明显，行政机关在管理过程中可以直接进行资源配置。 反经济性垄断主要是技术问题，判断是否实质性妨碍了市场公平竞争，难度并不大。反垄断的硬骨头其实是行政性垄断。

这些省直单位掌握公权力、手里握有大量公共资源。如此不雅的信息难免让人联想起权力寻租、权色交易、利益输送的种种嫌疑，本身带有“资产系统”的群名牵涉公帑，更是堪称瓜田李下之地。此外，承建公司本身曾经的“经营异常”更是引人浮想联翩：这种公司是怎么拿到此次招标项目的？

按道理说，明面上的国有企业顶替接班制度早就不存在了，但隐性的好职位“内部消化”“近亲繁殖”现象难以杜绝。这本质上是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一种表现形式，导向权力与资源的化公为私，既有违国有企业“全民所有”的大义名分、挑战社会公正，也实质上降低了国企的运行效率。

行政垄断还具有更强的扩张性。今天，当地住建局可能以某个理由，对所管辖某个领域的经营权进行指定经营，明天，住建局就可能以同类理由，对更多的领域“圈地管理”，限制或禁止大多数企业进入，当地民众被迫付出更高的费用去购买产品。 行政垄断也往往被视为造成权力寻租和腐败的根源之一。企业为了获得行政垄断所带来的特殊资源，主动或被迫向相关部门行贿，权钱交易由此产生。

权力分名义权力与实质权力，两者往往是不完全重合的，甚至有时候还会背道而驰。而实质权力才是权力的本来面目：对人或资源的实际控制。任正非只有华为1%的股份，其余99%的股份是“由员工集体持有”，但这并不妨碍他拥有华为的控制权与决策权。出将入相的周勃因被怀疑谋反而下狱，出狱之后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俗语“县官不如现管”，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新宪法修正案淡化了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的“主权地位”和“人民公决”等权利，被认为抹去了其高度自治的法理基础，进而引燃了一场骚乱。 “乌兹别克斯坦有足够的权力和经济资源制止抗议活动。而卡拉卡尔帕克斯坦的邻国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也无意支持其独立。”

校内商业的经营权，往往被一些学校视为摇钱树，有的高价拍卖，有的成为权力分配的资源。

通过行政权力垄断市场，又对资源分配权缺乏必要的监督，拥有资源分配权的个人很可能会寻求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变现。公共资源，应该更多交给市场来分配，减少行政权力分配的环节，以减少腐败的机会。

目前中国的家政行业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约有30%的从业人员录入了商务部推出的“家政信用查”App。 在平台上，无信用问题的人显示为绿色，有信用问题的人显示为橙色，更严重的显示为红色。但平台不会告知具体原因，“谁敢说的话就是侵犯隐私”。 “信用的基础是信息或数据，最难就在于数据的归集共享。一些部门把数据当成资源，把信息当成权力，所以不愿意共享。” （本文首发于2020年9月24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