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尽办法倒流到县中的，其实未必是有“进取心的孩子”，更可能是有“进取心的家长”。 转型完成的标志，也许就是未来在知乎等社交平台上，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将不会再感叹，到大学以后，和省实等真正的城里毕业的同学相比，还是有差距的。 县中振兴的真问题，不在于县中本身，更重要的是历史变革进程中对于县域社会生态和教育生态的重塑和协调。

林青没想到，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的自己，会被分配到一所小学，原因是当地幼儿园已无空余编制。 2023年高考，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在天津的录取最低分高达670分，超过同批次在天津招生的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以1分差距，直逼浙江大学。 2023年7月8日，卢海滢查到，她的第一志愿安阳师范已投档，她在社交平台发了一则消息：18岁，祝贺自己拥有编制。

艾苓出生于县城家庭，丈夫出生于条件更差的农村，当时尽管存在差异，但是“谈不上教育鸿沟”，而现在这种差距明显更大了。 “前十年毕业的学生奋斗多年，终于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后十年这些孩子还都在努力，能够自食其力，有的人已经开始走向了第二步，开始反哺家庭了。” 陈洪阳成为老师后，发现自己的学生中，最难的不再是贫穷问题，而是离异家庭增多，53个孩子中14个来自离异家庭。

有的校长认为应该发展“一家独大”的县中，更有利于留住生源，然而站在教育行政部门的角度，有人则提出“县中一定要保留两所以上，相互竞争”。 “人才流动有自身的规律，经组织部和人事部同意了正常的流动也是存在的。关键是对教师的补充激励机制要跟上。” “县中问题，表面看是县中优质生源、优秀教师不断向大中城市流动带来的教育质量下滑，其实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不断扩大、生产力布局大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公共教育政策‘市场化偏好’造成的。”

日本开启了教育改革之路，“宽松教育”成为主导日本基础教育的战略方针。1980年第一次教育改革后，中小学的课本开始迅速变薄。 “宽松教育的两大支柱，教育的多样性和自我责任，已经拉大了阶层的差距。”

“人们愤怒的不是这些人享受优越的生活，而是针对像饭冢幸三这种犯了错误的人，无法通过法律和公义来扳倒他们的特权，以及所谓特权背后的运作，这点不仅令人感到难过，也颠覆了现代人对于国家的认知。” 在日本，“上级国民”和“下级国民”的划分并不能简单以贫富作为划分依据，这种差距是出身门第、教育背景等多种因素长期塑造的结果。

“黄金一代”都是在北大读的本科，但没有一个人的博士是在国内读的，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和国外是有差距的，还需要沉下心来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 在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培养高素质劳动者的同时，我们可能也需要花费更多精力，认真做人才的选拔工作。 我问过一个世界著名的数学家，你那么小就展露出杰出的数学天赋，为什么拒绝去少年班这样的班级学习，他就说自己不愿意被贴标签，愿意和同龄人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乡村教育脱离城里的资源和老师去进行学习和模仿，永远无法达到城市的教育水准。” “如何把土地里长出来的教育、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和土地里长出来的历史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后疫情时代’非常重大的一个课题。” “巨大的城乡差距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在彝族地区的一些公办学校，语文、数学平均分是在及格线以下。”

当前主要还是通过学生分数和升学情况来评价中小学教师。“对老师的评价模式如果不变，你让老师们如何不应试？如何真正给学生们减负？” 过去一年，周洪宇专门对城乡在线教育暴露的问题进行了调研。他发现，城乡教育的差距就是在基础教育，基础教育的差距主要在教师。 （本文首发于2021年3月11日《南方周末》）

最普遍的质疑为，“小镇做题家”将自身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外部，是在为自己的不努力开脱。西蒙认为，这个词确实能折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城乡差距等复杂的社会问题。 （本文首发于2021年2月11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