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涉及太多的语言、区域和文化，而过去的学术训练是把人分开，各有专长，但是缺乏综合能力。” “世界史更多是政治性的历史，全球史更多时候是文明史。”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对候选人）的寻找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现在也有专家在帮助我们了解那些我们没有足够知识的文学和语言领域。 学院不会在政治或道德观点的压力下采取行动，我们必须保持自我的完整性，尤其是在这个媒介力量爆炸的时代。 （本文首发于2022年10月13日《南方周末》）

尽管拥有相同或相近的肤色，亚裔群体却更具多样性，他们至少来自45个祖籍国，使用一百多种语言，还有着不同的文化习惯、政治信仰与身份认同，多样化的亚裔群体缺乏集体行动的逻辑。 “这样一个集体身份的概念仍然难以捉摸。但是，政治以及经济正义运动正让亚裔成为一个日益增长的统一体。”

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总是很奇妙，有时竟能跨越语言、种族和国界。哪怕国家之间存在着各种地缘政治上的对立和博弈。而回顾当下，自己和身边的人依然能够平安健康地生活着，这就是最大的幸运也是最值得感恩的事了。 （本文首发于2020年12月31日《南方周末》）

1970年代，美国汉学分得很清楚。一群人对政治和社会感兴趣，对现代中国感兴趣，是政治学专家；另一群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古代感兴趣。很少有谁两边都参加。这两群人彼此看不起。研究古代的，觉得研究现代的语言没有学习好，不仅文言文不会读，连现代的报纸都不会读，学问不怎么好。搞现代政治学的人，就觉得搞古代的那些人是书虫，一天到晚研究没用的东西。

一个文学研究者和教师的自我训练包括很多元素，有些看似彼此冲突。文学研究对分析和整合能力要求很高，需要研究者对诗歌、戏剧或小说文本的每一个细节都加以深度关注，能够分析这些细节如何回应文学史和同时代的经济、政治或文化命题，然后对这些细部分析加以整合提炼出一条主线和一个鲜明的论点。但文学研究者又毕竟不仅仅是做“数据”统计和分析的工作，也需要对语言的美和奇有一种直观的感受和把握，甚至需要能从创作者的角度理解文学的构成。分析整合思维和基于直观感受的创造经常无法协调，但又是必须同时具备的素养，所以我经常从不同的书籍中汲取能让头脑变得饱满而柔软可塑的汁液。

导演戈达尔，我非常尊重，他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电影语言。政治人物戈达尔，我并不欣赏。

一些媒体人在面对两会这一重大政治生活，没有做足功课，也没有将自身的最高状态释放出来，只是心理上重视是不够的，需要用饱满的媒体语言予以呈现。

语言反映社会，政治语言的泛化尽管成败各异，但仍不免让人构想出这样的画面：政治语言颐指气使，像个封建大家庭的老爷。日常语言蜷缩在角落里，大气不敢出，像个受气的小媳妇。而情爱话语则像被关进黑牢里的小偷，只能在铁窗后面伸头探脑。

如果政治是语文教学中文学性的一个压迫者的话，科学是另一个。科学追求必然性。历史学与文学则是展示和想象人的可能性。只靠科学知识，是不能胜任社会舞台上的角色扮演的。物理学的问题有唯一解，语言本身蕴藏着对某一问话的若干个绝妙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