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交一点、村（居）补一点、爱心企业人士帮一点、政府扶一点。”两年建成上千长者食堂，成为继“淄博烧烤”后又一张城市名片。 陈强觉得政策好，一口气承包了十几家长者食堂，如今在等待补贴拨付。一村在政府推动下花费五十万元建新食堂，补贴撤出后，“给村里增加负担了”。 “真正出不了门、做不了饭的人，其实也无法到食堂来。”王德福认为，失能高龄老人的刚需在送餐环节，提供外卖补贴能极大减轻财政压力。

PPP的兴起与政府对地方债务的管控息息相关，其衰败亦是如此。 新机制之下，项目主导权从财政部变为国家发展改革委。主管部门变更后，处置十余万亿元的PPP存量项目成为难题。 新机制将聚焦使用者付费项目。而截至2022年，使用者付费模式占项目库额不到10%。其余90%的项目依赖财政资金。 长期以来，PPP领域缺乏纲领性法律条文。新机制之下，如果PPP条例能够出台，将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空间。

拟一次性增加较大规模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这是近年来出台的支持化债力度最大的一项措施。” “其他政策工具也正在研究中，比如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

转移支付不符合规定、财政收支管理不严格、政府“过紧日子”要求落实不到位、“三保”资金缺乏保障是常见问题。 截至发稿，仅有广西、新疆、西藏、陕西未公布年度审计报告。

关于全民基本收入UBI的问题，其实更多的是逻辑问题，而不是实验问题。比如成本问题，如果这项工作完全是由私人资助，那么这不过是一种慈善行为，无可厚非。但是UBI的很多支持者，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政府可以推进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实施。这种诉求就不再是私人慈善行为，而是需要巨额的财政支出，而这势必会导致税收的进一步增加或者财政赤字的进一步扩大。

改革可概括为两大内容：规范政府财政收支、央地财政关系的再调整。 针对财税体制改革，《决定》中的部分表述是首次出现。包括：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适当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规范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实行劳动性所得统一征税。

在一些地方政府卖地收入下降、税收收入下滑的情况下，通过罚没收入来弥补财政不足，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与过往类似情况不同的是，此次审计报告中展现了“挪用营养餐补助以偿还政府债务”等新问题。如果说“挤占”（sqeeze）“套取”（extract）只是常见的“雁过拔毛”、可以称之为疥癣之疾的话，那么“用于偿还政府债务”之类问题就等同于“拆东墙补西墙”，显现出地方财政的不小问题。

城市环卫服务市场化的好处显而易见。国家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部分公共服务职能推向市场。这项服务完全可以交给外包公司，或者以政府招标的方式吸引民间力量，同时引入监督机制，防止出现图利特定人等的招投标贪污现象。市场化的环卫公司也可以货比三家提供优质的环境卫生公共服务，而不需要由财政承担编制与预算的沉重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