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家长回忆，当年公立学校除了学费外，还有借读费和赞助费，而且要一次性交清。但在打工子弟学校可以和校长打招呼晚点交，或者每月交一笔。 就18名调查对象而言，不少流动儿童在返乡升学路上铩羽而归，只好提前进入劳动力市场，结束求学生涯。

很多人都以为“教育”只是教导孩子如何学习的问题，但其实并不这么简单，孩子成绩的波动，其根源往往并不在教育本身。 母女俩离开时，我瞥见妈妈试图去挽女儿的手臂，但看起来动作有点生硬，似乎不大习惯这样。 当问到“爸爸妈妈像什么动物”时，一群孩子七嘴八舌，阿健的答案最出乎意料：“妈妈有时像老虎，有时又像麻雀。”

报告显示，57%的大学生从没和父母谈论过“性”。到了大学阶段，只有52%的同学在学校接受过性教育。 沈桂香所在的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推进了十余年性教育校本课程，小学六个年级，每个学期6节课。 教育部颁发的本专科专业目录设置中没有性教育专业，没有专门培养性教育师资的学科，更没有允许进入课表的性教育学科课程。 （本文首发于2021年2月25日《南方周末》）

罗福兴后来会被记者问到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你的人生可以重来，在哪一个节点发生改变，可能会让故事的走向截然不同？ 比如，一年级时没有因为外地打工子弟学籍问题离开深圳；比如，初中遇到了更包容他的老师；又或者，有一个更负责任、没有在年少时抛下妻儿的父亲…… ​罗福兴从来不去想这些假设，因为毫无意义，思考的结果只能是“我怎么还在这个鬼地方呢，我怎么还没去MOMA（现代艺术博物馆）呢？” 何况就算一切顺遂“老老实实读完一个普通大学”，他想自己大概只能“选择一个往死里干”，比如成为来采访他的无数记者的同行，或者坐在城市的某个格子间里，为了高昂的房价焦虑，996加班加点地敲无尽的代码 又有多少差别呢？如今他至少是自由的，哪怕也许只是一种脆弱的、及时行乐的自由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体育是一个充满梦想和传奇的平台，它创造了无数个神话”，孙岭峰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创办球队的初衷。这件事似乎一举两得——既能改变底层少年的命运，又能借助这个故事推广棒球运动，“用十年时间，把他们培养成一支世界顶级的队伍。” 2020年8月底，当纪录片带来的关注和热度像风一般散去后，爱心基地面临的难题仍然存在——搬迁到新的场地后，附近没有合适的打工子弟学校。“我们还在尽力解决北京的学籍问题”，孙岭峰说。 （本文首发于2020年9月17日《南方周末》）

2005年，从美国学成归国时，郑洪已年过五旬。她发愿，要把蒲公英中学打造为一所纯公益性质的打工子弟中学。

因没有办园许可证，近日，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31家打工子弟幼儿园收到关停通知，要求在9月1日之前关停，否则将面临强制执行。对此，大兴区教委表示，辍学孩子的具体安置措施由镇政府负责。西红门镇副镇长鲁大春称，黑幼儿园关停后，镇政府会有相应的安置措施，但暂时不便告知。

当地方政府将打工子弟基础教育完全甩给市场之后，失去监管的民办学校一心逐利的一面被放大。在以弱势群体面目出现的办学者身后，有着大量不为人知的暗处。

北京将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对于涉及的1.4万余名学生，北京市教委8月16日表示，将要求相关区县全力做好所有孩子的就学方案，把保证每个孩子有学上作为工作底线，确保愿意在京上学的孩子一个都不能少。海淀、朝阳和大兴三个区教委负责人说，此次关停的都是未经审批的不符合标准的学校，这些学校在保证学生食品和其他安全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为了加快城乡结合部的改造，所以取缔打工子弟学校；为了学校能够正常运转，打工子弟学校与政府叫板；双方抗争的结果是打工子女失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