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行存款付息成本上行趋势已现拐点。与此同时，个人类贷款和普惠金融贷款收益率保持可比同业较优水平，是稳定建行净利息收入的压舱石。 作为零售信贷第一大行，建行在相关领域不良率的抬升或许可被视作行业内前瞻性指标波动。如何控制好零售贷款领域风险成为银行业不容忽视的新命题。

“成本法可理解为最低估值，但直播公司是轻资产，不依靠资产赚钱，而是未来收益，所以理论上，收入法或许是更为合适的评估方法。” “与辉同行利润高是因为很多成本没有并表，它用的基础成本都是东方甄选的，没算到与辉同行里面。” 新东方运营成本的大幅上升，主要是由于东方甄选自有品牌产品和直播电商业务的大幅增长。

免费医疗，看上去占了“便宜”的同时，也交出了很多事情的决定权，甚至是在关键时刻生命的决定权。生命的去留，不再是权利的决定，而变成了利益的计算。而且是一些人在计算另外一些人生死存亡的价值，权利人自己很难说是那个真正的决定者。 更进一步的考量是这样子的：在政府官僚眼里，那些年纪大的，得了终末期癌症的，没有治疗价值，不能治愈后继续工作创造财富、给政府带来税收，反而消耗政府的巨额医疗费用，给这些人“免费治疗”很不合算，那就劝这些人接受安乐死，最为合算；那些年轻且生的病不严重者，医疗费用可控，又可以治愈，治愈之后可以继续工作创造财富，给政府带来税收，给这些人“免费治疗”是合算的。说到底，最终衡量的是治疗的成本与治疗后的收益。

在社会生活领域，只要涉及众人之事，任何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不是靠一声呼吁、一纸命令就能解决。摒弃许愿思维，回归成本收益逻辑，这是成年人需要具备的思考素养。

废死派反对威慑说的常见论调是，一个亡命之徒是无法被威慑的。但从社会总效益的角度而言，无法被威慑的亡命之徒终究是少数，大多数人仍然会掂量一下犯罪成本与犯罪收益之比。一旦犯罪之后的惩罚力度不成比例地低于与之对等的极刑，那么就是在构成另一层面的激励：“杀人可以不死”。诚如纽约市前市长科赫所言，“废死派对政府说‘我不允许你们以我的名义杀人’的时候，也等于是对凶杀犯说‘只要我有借口与之无关，你就可以以你的名义杀人了’。”

种粮收益不断收窄抑制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2012-2021年，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主粮平均成本增长14.87％。2021年三大主粮每公斤平均出售价格较2012年仅增长7.21%。 孔祥智介绍，中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发现规模经营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走土地流转的规模化经营；另一条腿走社会化服务的规模化经营。

对于消费者选择新产品，有一个著名的新产品用户价值公式，即新产品的用户价值=（新体验-旧体验）-替换成本。使用某款新产品获得的新体验，减去之前类似产品获得的旧体验，这就是替换收益。替换收益越大，用户丢掉旧产品，转向新产品的动力就越足。

这种“对恶行广而告之”的方案，也是市场声誉机制有机构成部分：声名卓著产生正收益、“恶名昭著”导致负收益，当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惩恶扬善，“惩恶”与“扬善”是并举的，但并不是独立并行的两个部分，更有相关性与因果关系，即：非“惩恶”不足以“扬善”，对恶行的惩罚与控诉传播本身就是对善的褒扬与高举，不仅大大提高了作恶的成本，也大大提高了行善的收益。不“惩恶”只“扬善”的所谓正义，是瘸了一条腿的正义，不足为训。

各地纷纷举办音乐节或马拉松，恐怕相当一部分，其必要性是可疑的。在地方财政紧张的大背景下，办与不办应该有收益-成本的论证，并且应该多倾听公众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