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网民在吃瓜的时候，不要看到“实名举报”几个字就激动地转发支持，还是要多听听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举报，用常识去做些分析，看看举报的事情是不是合理，背后有没有猫腻。毕竟，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身为检察官，也是法律从业者，自己离奇的要求没有得到司法支持，就公开举报参与案件的法官、检察官，甚至扣上“只手遮天的川渝地区反党黑恶组织”“指鹿为马的保护伞”这样的大帽子，实在是恐怖。

对于这起悲剧事件，本身仍然需要进一步调查，追究涉事教师的各项法律责任。同时，教育主管部门对于当前中小学教育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亦有必要予以全面审视，还给孩子们一片健康开阔的学习成长环境。

一个古老的笑话说，“礼拜的时候不能抽烟，但抽烟的时候可以礼拜”。本来，抽烟与礼拜都是正常的人类活动，只是因为放到一起才有了“节目效果”，就像此次事件中的“律师”与“热舞”一样。在自由开放的现代社会，无论做律师还是去跳舞都是当事人的个人自由。此次事件给公众更重要的启示是，当一个市场竞争激烈且过度供给，年轻人在入行之前确实需要考虑“是不是还不如去跳舞更挣钱”。

民航局应该就此起事件进行调查，调查桂林航空到底是如何处置这一事件的，公布后续进展，尤其是“机闹”者有没有受到惩处，空警与机长有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样，针对此类事件第一时间有力处置才会成为共识与标配，才能建立正确的激励，让航空公司及其所有航班的机长与机组成员切实履职，从而对潜在的“机闹”建立有效的震慑，让飞机安全畅行于蓝天之间，让法治秩序无阻于白日之下。

企业招聘的一些岗位，未必学历或个人生产力越高越好，长期稳定更重要。曾有学子抱怨，自己在招聘网站上写本科学历没有企业给面试邀约，改为高中学历一下子收到好多。这是因为企业觉得学历太高的人，往往只是屈尊暂时接受这一工作，自然不会沉下心来好好干，要么骑驴找马，要么筹划着考公考研，或者觉得待遇低，对管理者提各种要求，或者觉得自己很高明，不服管，对企业管理指手画脚。

薛鹏想在杰青项目未结题时另谋高就，只有两个选项：一是基于“不再是依托单位科学技术人员”，依托单位提出终止项目实施的申请报批，这一程序与薛鹏所说单位“离职之前需要我自己去基金委终止杰青项目，放弃杰青称号”是不一样的，提出的主体是依托单位而不是项目负责人；二是薛鹏的新东家成为新的依托单位，只是需要新东家与现东家协商达成一致，并且由现东家提出更换依托单位的申请报批。 显然，薛鹏的现东家并不愿意高姿态地放人又放手杰青项目，主动走更换依托单位的申请报批的程序，为薛鹏与新东家做嫁衣。这也可以理解，薛鹏依托现东家的地位与资源申请得到的杰青项目，现东家不可能白白拱手让予他人，除非薛鹏本人或其新东家给足补偿。薛鹏从提出离职到现在已经超过半年，在此期间，薛鹏或其新东家与现东家可能就这一问题有过沟通与协商，但没有达成一致。

本案中三名当事女子的行为不仅涉嫌违法犯罪，更是再次提醒狂飙不加节制的“饭圈文化”，是时候有所节制、知所进退了。无论哪一种“文化”，都应当为自己为他人都留出适当的空间，谨守人际交往的边界与距离。

民法典明确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 从实际案例来看，对于这类直播违约纠纷，法院一般会认定违约，但会根据实际损失、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多种因素，综合衡量违约金数额。

现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规定，“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第1062条），这是缺省原则；只有在“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时，才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第1063条）。 成文法上的如此规定，旨在扩大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让离婚时经济弱势一方有更多的财产可分。问题是，当婚姻变成财富再分配的工具，婚姻与财富都变得不安全了。

公众见过了太多以权势谋私利的不公平现象，也见过了太多网上炫富炫权而不经意间暴露了腐败问题的事件。而余女士发布的短视频，可能也给人一种炫耀“小姑姑”能力（也就是炫耀自己家的能力）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