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大行理财子公司的产品主要供应母行系统，拓展它行渠道的动力不足，对外部渠道代销需求的响应速度较慢。 理财子公司脱胎于银行资管部，老百姓对银行理财的刚兑预期根深蒂固，一时间难以逆转。资管新规后，银行理财向净值化转型，但为了规模的稳定和增长，理财子公司必须维持住“稳健”形象。 信贷文化下，投资往往是“领导负责制”，需要层层审批，流程复杂，响应速度慢。而在投资文化下，则强调“投资经理负责制”。在研究员支持下，投资经理灵活、自主、快速地决策。公司领导很少干预投资经理的具体投资决策。 对于理财子公司而言，有一个争议较大却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否需要自建权益投研能力？如果理财子公司的目标是做全能型资管机构，优秀的权益投研能力不可或缺。权益投资方面则可通过委外和FOF（基金中的基金）实现，而不是亲自下场。

中国互联网产业的繁荣，是开放的结果。首先是对外开放。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商业模式是从国外传入的，早期互联网创业者包括一批海外留学归国的中国学生，还有关注国外互联网发展的有识之士。他们也吸引了大批的国外资金，投资中国互联网市场。 还有内部的开放，也就是鼓励创新，尽量减少管制。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离不开一大批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之初，可以说是“野蛮生长”，基本上没有事先的管制。

为什么俄罗斯对外贸易这么不平衡？80%来自欧洲，20%来自亚洲，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们一定要投资于基础设施，不仅仅是基建设施，也包括金融设施。

目前来看，上海自贸试验区在对接CPTPP、DEPA的过程中总体仍然处在探索阶段。 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将来如何进一步对接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计算机设施的位置等国际高标准规则，还需要做更多的系统性考虑，这也为上海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提供了空间。 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到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达到了自贸试验区经验可复制可推广的效果。

在十大平台企业中，小米集团是上半年投资动作最频繁的，共约50笔，其中制造业相关领域占一半以上。 2022年腾讯、字节跳动、小米、美团、百度、京东等对外投资数量相较2021年几乎腰斩。减少最多的是腾讯，各领域投资都有减少，但增加了在传统制造、农业、新能源等领域的投资。 十大平台企业中，快手与拼多多最“低调”。截至目前，拼多多只有四起投资事件，分别在2020年和2021年。 智能硬件、传统制造、新能源、农业这四大领域的投资事件正在逐年增加或持平。

2021年和2022年，国资委曾先后两次统计曝光过共528家假冒国企央企的公司，在今年4月，部分中央企业又对外公告了一批假冒国企名单，明确有关公司及其下设各级子公司均为假冒国企，与中央企业无任何隶属或股权关系，也不存在任何投资、合作、业务等关系，其一切行为均与中央企业无关。

大量民企负责人通过混改进入国企并担任国企职业经理人，使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 国企混改对民企的选择更多是财务性投资，而非质量性投资，没有更多上下游合作的考虑。 成为国企高管后，时春梅和巩振立并未停止对外投资私人企业，并且与国企有业务重合。

科创要闻不都是好消息。投资人放弃无人驾驶独角兽Argo AI；六单位开放共享考核结果较差，被点名批评。 荷兰飞利浦公司在中国部署创新组织、整合创新资源，这背后是中国创新环境的提升，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测算2021年中国创新指数为264.6，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发改委等六部门印发《关于以制造业为重点促进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的若干政策措施》。 科创，要标准、要统一大市场，需要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要素市场流动起来。欧盟统一充电器接口，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科技部印发《“十四五”技术要素市场专项规划》，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专利开放许可使用费估算指引（试行）》，并与工信部联合印发《关于知识产权助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居民更倾向于储蓄这事不假，但这并不会直接影响银行对外的贷款和投资，更谈不上掣肘经济复苏。实际上，真正掣肘经济的，不是没有钱投资，而是没有人愿意借贷这些钱了，即合格借贷人的缺乏。 （本文首发于2022年7月7日《南方周末》）

如果天玑财富的投资人放弃本金，以2.5万/平米的价格接手绿地的房产，每平米将亏约8000元。 绿地2020年三季度的净负债率不降反升，达183%，较中报上升了3个百分点，较2019年末则提升了近30个百分点。 绿地再向大股东上海格林兰投资企业有限公司借款1.9亿元，这是年内第二次借款，共计借款6.9亿元。可能由于绿地负债过高，融资空间小，只能由大股东对外举债再借款给绿地。 （本文首发于2020年11月26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