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上，中小学对学生包括发型在内的仪容仪表普遍有规定，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家校的共识。不过，不同的学校在这方面的规定也不完全一样，有些宽松些，有些严厉些，这是因为家长的需求也是分层的，有些家长希望孩子受教育的环境自由度大一些，有些家长希望能涵养孩子的自律与美德，有些家长希望孩子能沐浴“素质教育”之光，有些家长更看重孩子的成绩。也就是说，学校管束学生的度部分反映家长的需求与价值观。当然，没有做过家长的网友又有别的考量。

老师对学生的教育惩戒权是应该有也是必须有的，但应该掌握在有德之人手里，规则合理、惩戒措施合理，且罚当其过。这样，学生犯了错之后，才能通过承担所应承担的后果受到合理的教育，本人内心也服气，家长也没有话说。

“艺考是捷径”，这是一些人多年来形成的刻板印象，但“捷径”正在渐渐变成一座“独木桥”。2024年是艺考改革全面落地的第一年，其最大变化是文化课分数线的提升。校考院校的录取分数线提升至二本线，院校统考中文化课的成绩占比也提高到50%。 改革后最直接的变化是报考人数的减少。央美招生办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文化课过低，考不到本科线的，可能会放弃”。2024年安徽省级统考中，美术与设计类考生为2.4万人，比2023年减少近八千人。中国美术学院2024年报考人数降至2020年的一半。 为什么强调文化课？汪晓曙曾任教育部美术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他四十多年的教学经验是，入校时文化水平高而专业水平相对弱的学生，四年后甚至可能成为班上专业水平最好的。因为他们的认识能力、理解能力和判断能力更强，在学习过程中，更可能事半功倍。 中国的艺考热可以追溯到2002年，当时全国设置艺术类专业的高校仅597所，如今已增加到近2000所。伴随艺考热，艺考培训市场曾野蛮生长。从2015至2022年间，艺考机构数量从873家增加至6474家。 眼下，距离高考仅剩一个多月。与二本线相差的几十分，使很多人与目标院校的距离由近在咫尺变成遥不可及。不管是家长还是学生，都要清醒地意识到，今后学艺术可能要付出更多。

要减轻乃至消除学校与老师所面临的各种非教育任务负担，有釜底抽薪之策。一是强制解散各种家校群，除非学生在学校闯祸或受到伤害了，学校与老师不得联系家长。这样，家长所承受各种教育与非教育负担就可以一下子消解了，有利于家校关系的正常化与和谐；学校与老师也可能免除各种线上的非教育任务。二是明令其他政府部门不得调用或免费调用老师当临时工。总之，双管齐下，从线上线下一起给老师减非教育负担，老师庶几可以专心于教书育人。

有群建立紧密的联系，的确可以加强学业，但与此同时，会带来家长负担过重的问题。既然政策大目标是“减负”，那么，就不应该通过给家长“加负”进而给孩子“加负”，此时通过群建立家校紧密联系的优势，也就变为劣势了。那么，减少家校联系频度，关掉各种班级群，乃至禁止互联网化家校联系，就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

要解决家长与学生对学校的海量不合理投诉问题，要消除弥漫在家校之间的“防备和敌意”与不信任，要让老师与学校不因此而“甩手”“撂挑子”“躺平”，关键在于重新建立家校之间的应有权利边界，让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各自归位，各政府部门别再通过学校-老师向家长派发各种非教育任务让家长疲于应付了，也别把孩子当肥羊、试图从孩子身上挣钱。 在此基础上，12345与教育主管部门面对投诉，应该讲原则、讲道理与讲是非，不要逼迫老师自证无罪，不要对不良家长让步，树立正派价值观，以激发人性之善，抑制人性之恶。唯有这样，学校才能正常开展教育活动，才能向孩子传递好的价值观，我们的孩子才能在知识、德性与价值观上不断精进，激发与展现出良知良能。

在某种程度上，学校已经成了村委会、居委会之外的“第三基层治理机构”。学校与老师将权力的触角通过孩子深入了每一个有孩子上学的家庭，直达每一位家长。老师在家校群或通过家委会下达的各种教学及非教学的任务指令，有几个家长敢站出来硬杠？

现在有一种不良倾向，就是学校把孩子当成了杠杆与人质，所谓“小手拉大手”，动辄指使与劳动家长。绝大部分家长，敢怒不敢言，生怕自己若不配合孩子在学校会受到另眼相待。就算敢投诉的这位家长，也只敢匿名投诉。这样对待家长，显然是不合适的，也是不道德的。

大学历来被视为是个自由、开放、包容的地方，这才有了包括恋爱自由在内的业余生活自由……倘若学生想和同伴出个校门逛个街、看个电影，都要和家长、管理者报备，这种锻造人格的自由空间就被学校拆除了 （本文首发于2023年3月23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