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整套规则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和代表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困难不仅仅来自入户调查，也来自数据质量的把控。 最近研究发现，家庭如果在多套房和一套大房子之间做选择，当房产价格下降时，会促使家庭选择一套大房子，就是把投资属性降下来，然后把居住属性提上去。 促进消费一定要把资产的作用发挥出来，仅靠收入是不行的。 离开生命周期和家庭情况，单谈杠杆率高低是没有价值的。我们调研发现，家庭杠杆率总体上不算太高，目前看是中等水平。

对比发现，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不够合理，配置品类较为单一，整体均衡性和抗风险性较弱；国内养老金融产品仍受到资本市场发展限制，涉及的金融工具、底层资产等较为单一。 财富管理业务可穿越经济周期，平滑营收曲线，是金融机构未来业务重要的发展方向。如何能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实现全生命周期财富管理解决方案是金融机构迫切思考的问题。 在政策引导上，应打通养老第二、第三支柱，可更大程度发挥个人养老金的资产配置作用。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想发挥预期效应，需要达到各层级紧密联系、各司其职的状态。

不少家庭选择“再生一个”帮忙照顾残障的孩子，但这种将两个生命绑定在一块的“照料”实在过于沉重。 另一个选择是将孩子安置在康养机构。但戴榕认为，这种方案并不理想，“我们希望能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社区，能跟普通人生活在一起”。 家长们反复与学者、信托公司探讨，最后形成基本的特需信托框架：通过构建法律关系与金融产品的结合，织就一张小型的“社会服务支持网络”，实现托孤。

如吴弭这样的新一代美国华裔正在进入政坛，他们努力摆脱传统华裔家庭教育的束缚，突破个人成长的惯性，以打破西方主流社会长久以来为华裔群体塑造的“模范少数族裔”神话：高分书呆子，对政治冷感，从不惹是生非，对不公保持隐忍，“出人头地”的路径明确而单一——成为医生、律师、工程师、华尔街金融从业人员这类体面、高薪的专业人士。 现在，他们渴望或正在成为美国公共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至于所谓“三胎贷”，也许设计意图是好的，也许没有多大的风险和危害。但是，提高生育意愿、降低多孩家庭的经济压力，需要的是有效的政策配套，而不是“借钱生孩子”的金融“创新”。

不少韩国家庭正面临破产危机。2020年9月13日，国际清算银行(BIS)和国际金融协会(IIF)公布了对44个国家的《家庭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的报告。其中，韩国家庭今年第一季度负债率高达97.9%，远高于美国（75.6%）、英国(84.4%)、日本(57.2%)和中国(58.8%)。 “一些（韩国）家庭已经到了借了钱都不会消费的阶段。（负债）泡沫不会轻易消失，要做好经历危机或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准备。” （本文首发于2020年10月8日《南方周末》）

日本的利率极低，目前企业贷款利率仅2%左右、老百姓的房贷利率低至0.6%左右，日本家庭除地产之外的金融资产15%都在股市上，而安倍执政近8年来，日本股市市值上涨约2倍。 这几年中国旅游观光客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企业能切身感受到，在游客的消费刺激下，日本经济也才能有超过1%的增长。 从经济结构的深层次角度看，日本低生育、老龄化严重，劳动力市场弹性不足，需求长期不足，因此低增长、低通胀的“日本病”难以在短期内解决。 （本文首发于2020年9月10日《南方周末》）

公募基金同时收取管理费和业绩提成，相当于既有了“旱涝保收”的能力，又能赚取超额收益。 根本性的转变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多年熊市让银行的议价能力越来越强，最终形成了尾佣。 美国家庭投资者主要通过企业雇主的养老金计划进入共同基金市场，基金的渠道商包括了经纪商、独立财务顾问、银行、保险公司等多方渠道。而中国，银行是公募基金销售的最主要渠道。 （本文首发于2020年5月7日《南方周末》）

4月24日，央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在《中国金融》撰文称，调查显示，我国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住房占比近七成，住房拥有率达到96.0%；金融资产占比较低，仅为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