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生死殊途，生者住阳宅，死者入土为安住阴宅，所以坟地一般都会远离住宅区。然而，天津、沧州、长沙等多地小区 陆续出现骨灰房。实际上，这一现象已存在多年。一个小区，若是有人买房用来放先人骨灰，成骨灰房甚至是祠堂，且有显著的比例，可能会影响整个小区的房价。一些无辜的业主既要承受心理上的膈应，还要面临经济上的潜在损失。 骨灰房的成因，或与实质上建立的县域殡葬设施的行政强制垄断有关。众所周知，当下殡葬品与殡葬服务价格可谓奇高无比。内蒙古包头殡仪馆不让逝者家属自带骨灰盒，强制他们购买殡仪馆天价骨灰盒。还有的殡仪馆未经家属同意，强制使用每块售价达一百元的“金砖”垫尸。类似这样的新闻，多地出现过，根子在强制垄断，用价格管制的方法只是扬汤止沸。 在一二线城市，由于行政强制垄断，公墓价格也是奇高无比，几万起步，几十万也不少见，价钱超过某些小县城的一套房。而且，公墓墓穴只能购买20年的使用权，到期不续费，骨灰就在一定时间内会被经营方“最终处理”掉。花那么大的价钱，先人还不能入土为安、安然长眠，作为后人或作为旁人看在眼里也是蛮悲哀的。当下，尤其是大城市，对建设用地指标严加限制，这是人为制造出来的稀缺性。在“增减挂钩”政策之下，许多地方为了获得建设用地指标自用或转卖给愿意出高价的城市，把手又一次伸向坟地，大搞平坟，引发诸多物议。 用买公墓墓穴差不多的价钱买一个商品房，有比20年使用权长得多的70年产权，产权到期也不用担心被拆了，无非是自动续期或花一点钱续期的差别罢了。所以，要解决这一问题，只能是取消殡葬设施垄断、恢复我们的传统、光大我们的自然信仰，让我们的先人能够安然长眠于地下，这本质上是捍卫家庭家族价值观，家是中国人精神世界与价值观的基底。

“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首次界定了政府在养老服务方面的责任。”过去，政府、市场、家庭等责任主体的边界不清，时常导致政府职能错位，这在业界已多有讨论。 “中西部的农村地区，要达到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的目标，可能存在比较大的难度，因此可能中央财政要有一些支持，否则靠地方的话很难缩小地区的差距。” 陈功认为《意见》中提到的这几项内容更为直接地助力养老服务市场的发展：居家适老化改造、信息无障碍建设、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等。

古人说“修身齐家平天下”，这一理论清晰地安排了三个阶段：先把自己管好，再把家庭建设好，如此才有造福天下的资格。不顾客观规律，非要打破这个正常的顺序不可，不免愚钝。看似大爱无疆、潇洒脱俗，实则自私自利、冥顽不化。

经过二十年的反恐，东南亚恐怖主义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恐怖袭击活动逐步走向家庭化、个体化、未成年人化和女性化，治理难度并未降低。 由于东南亚各个国家的政治、安全、法律制度差异较大，东盟国家秉持不干涉成员国内政，信奉不批评成员国的“东盟规范”，使得东盟在安全和社会政策上的协调难如人意，未来东盟国家如何在反恐协作的范围、领域和层次等方面开展切实的合作，推进地区反恐机制的深化是对东盟政治与安全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考验。

根据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间，深圳计划新增筹建保障性住房24万套，计划竣工数为21万套，结果只累计竣工10.2万套，仅占计划竣工数的49%。 “十三五”期间，深圳预计全市住房保障租购需求约为43万户。其中，户籍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5万户，低保或低保边缘群体1万人，以及新引进人才约38万人。 要想学习新加坡，关键还是考验政府决心的问题，就是有没有“投入资金建设真正的公共房屋，给低收入阶层解决住房问题的决心”。 （本文首发于2020年9月10日《南方周末》）

经济上，随着社会进步，一个家庭乃至整个国家，从贫穷到富裕，一代人可以完成，而文化上，创造出新文化却一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农业文化、农村文化、农民文化大量失去了旧的生存生态环境的依托，濒临灭绝，新的“三农文化”又没有建设出来，“三农文化贫困”时时刻刻都处在一个濒危的局面。

家庭建设、家风培育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自古以来便受到广泛关注。

鼓励国企拿出自有用地建设保障房，是增加保障房的供给渠道，这些房源均面向社会符合条件的保障房家庭进行公开配租配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