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内代际融合的动力与约束力是血缘、家风价值观与长期共同生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亲情，这比一般的道德感与爱心要强大得多。养老院招募的年轻人再有爱心，也是别人家的孩子，一般而言，任何人对陌生老人的爱不可能比亲生父母子女间的爱更强烈，这是基本人性。这也正常，因为养老院推的代际融合本来就是模拟家庭养老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推己及人，同心圆扩大，强度衰减，即爱有差等。

很多老年人对自身的健康问题感到内疚，不想让成年子女忙碌的生活更加复杂化，担心引发子女的过度焦虑。 老年人相对更愿意留在自己的家中，居家养老尊重个人的意愿，让他们感到被认可、被尊重和被倾听。养老院看似有很多老年人，但它其实会增加高危老年人的孤立和孤独感。

老龄人口中的失能老人，由于各种不同的主客观原因，失去了生活自理的基本生存能力，如果没有来自家庭、社会、政府的帮助，他们将失去生命的尊严和生存的体面。我认为只要解决了半失能、失能老人的养老问题，就解决了老龄社会的关键问题。 有效需求不足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是当前中国养老服务发展中不容忽视的现象。需要是一种主观期望，需要加上支付能力才是需求。很多老人生了大病，如果没有医疗保险，宁可在家熬着也不去看病，就是因为缺乏支付能力。有支付能力之后，还要有支付意愿，才能形成有效需求。

哪怕你钱再多，无论是在家请人照顾，还是去住豪华养老院，你也要确保在自己失能甚至失智的时候能把这钱花出去、花到自己身上、让自己得到很好的照看，这时候，有身体与智能健全的亲儿亲女在一旁，帮你主张与捍卫权利，他们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数据统计截止到2021年底，中国的独生子女数量达1.8亿人。每一位独生子女都面临祖孙三代“4-2-1家庭结构”，这意味着独生子女人数2至6倍的老人的养老问题，都要靠这1.8亿独生子女来承担。 

“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首次界定了政府在养老服务方面的责任。”过去，政府、市场、家庭等责任主体的边界不清，时常导致政府职能错位，这在业界已多有讨论。 “中西部的农村地区，要达到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的目标，可能存在比较大的难度，因此可能中央财政要有一些支持，否则靠地方的话很难缩小地区的差距。” 陈功认为《意见》中提到的这几项内容更为直接地助力养老服务市场的发展：居家适老化改造、信息无障碍建设、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等。

工作者与年轻人生产出来的财富，要在三代人之间进行分配：养儿育女、自己消费与投资及养老，养儿育女也可视为一种投资。三者之间的比例应实现总体上“资源向下一代转移”，如此才能确保家庭绵延、国族与文明的存续。所以养老与育小必须通盘考虑。既要保障我们的归处，也不能牺牲我们的未来 （本文首发于2023年5月25日《南方周末》）

育儿补贴是降生育成本，但生育成本再怎么降，只要生育收益上不来，对城市居民生育率的提振意义有限。生育收益包括金钱收益与非金钱收益，前者主要是养儿防老的考量，但社会化养老给了大家“自己给自己养老，不需要子女养老”的错觉，已经极大削弱了这一诱因；后者是天伦之乐与履行家庭责任的成就感、圆满感，需要特定的理念、价值观才能维护 （本文首发于2023年4月20日《南方周末》）

个人与家庭养老，边界清晰明确，因为自己要给自己养老，所以必须努力工作、积攒财富；就养老而言，生养子女也是一种投资。父母子女之间有亲情，从而可以让子女收入在本人消费、生养下一代与给父母养老之间的分配，趋于合理比例与均衡，总体上让资源向下一代转移，以利于家庭绵延与社会存续。 （本文首发于2023年1月19日《南方周末》）

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变化（从7%上升至14%）为例，中国用了21年（2000年约为7%，2021年为14.2%），法国用了115年，美国、英国用了四十多年。 目前已形成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签约合作、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养老服务、养老机构依法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延伸到社区和家庭这四种相对成熟的医养结合服务模式。 继续聚焦预防、治疗和照护服务，加大照护队伍培养培训力度，推动照护机构发展，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不断增加失能老年人的照护服务供给。 老年期是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应着力深化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观念，将人口老龄化的国情要素融入各领域、各行业的政策制定、工作推进中，深入挖掘老龄社会潜能，激发老龄社会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