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大行仍是金融服务民生的中流砥柱。工农中建和邮储五大国有银行占据总榜单十强的半壁江山。 约一半的受测评银行得分相当接近，排名竞争激烈。在客观定量指标体系下，银行间的比拼往往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才分高下。 7家中小银行因得分低于10分而位于榜尾，其中包括2家城商行和5家农商行，普惠金融得分排名与其规模排名基本相似。 成效与问题并存，深度和广度与挤压同在。三季度末，普惠小微贷款客户数环比减少约6万户，历史上首次出现下降。

为什么要卖惨？这里面蕴含着一条从求助到卖惨、从真惨到假惨的发生路径。 一个客观事实或规律是，惨能激发公众的同情心与同理心，越是显得惨，募得的钱越多。路边的乞丐，缺胳膊少腿的比四肢健全的能得到更多的施舍，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个别二审、再审法院因顾忌本辖区质效数据，片面追求绝对的“低改发率”。这种行为美化了数据，但无疑会损害司法公信。 创设案-件比指标，就是要引导各级法院将重心从“案件结没结”转向“矛盾解没解”。“件”数越多，说明一个“官司”经历的审判执行程序越多、当事人感受越差。 案件情况是复杂的，总有一些不可控的客观原因影响审理进程，追求100%的审限内结案率，就违背了司法规律。

计划前往老挝旅行的李贤，卷入了和酒店的一场纠纷中。国庆假期前的几天时间里，她连续5天都在和平台与酒店协商退款。 “旅行社该带你去的地方也去了，但总有种‘狸猫换太子’的感觉，你却没有办法指摘。” “酒店预订消费有其特殊性，消费者从预订酒店到入住有一定时间差。经营者单方面制定‘不可取消’条款，简单否定了消费者退订的客观需求，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客观来看，虽然哀牢山自然保护区与楚雄州管护局接连发布多条公告，可对那些有探险能力也有准备计划的人来说，进入哀牢山深处的诱惑是真实存在的。

是消解仇恨，把父母的关注重心重新拉回孩子身上，让孩子更加客观地看待父母，“而不是种下一颗仇恨的种子”。 在这类家事案件中，未成年人不是案件的直接当事人，儿童权利常常被遗忘。

如果以交通事故来定性此次事故，那涉事司机可能并没有过错。相反，骑行者应该承担更大甚至全部的事故责任。当然，作为一名未成年人，不幸遇难的儿童不应该被追究责任，责任应该由他的父亲，以及骑行的组织者、撞倒男童的骑手承担。还有这条未开通道路的管理方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大理州摸排出的三万大龄单身男性，大多数是农村户籍。婚恋机构举办农村专场、老年专场等婚介活动，“分门别类”以提高成功率。 “大理肯定不是最严重的。”黄振华认为，农村男青年婚配难的局面，在中短期内难以扭转，是需要正视的客观状况。 “奖励红娘的做法不宜上升到公共政策层面。如果未能正确处理，有可能诱发骗婚和‘外来媳妇’的社会融合问题。”

真凶现身，阻断了这一冤案变成铁案，但显然，冤案纠错不能建立在这样的小概率事件上，而应基于对客观证据与正义的坚守。公检法三个环节，只要有一个环节做到，冤案就不会发生。理想的状态，是每一个环节各司其职，敬畏天理，慎用手中的权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在许多次采访中，学者谢爱磊说他并不认可“小镇做题家”的说法。他认为“做题家”不是客观能力的叙述，而是社会流动中个体的一种生存状态和探索。这其中也有对既有社会结构和自身教育经历的反身性思考。 “社会流动本身意味着从低到高，当他们更认同现在的身份，不可避免地会进行一些价值判断，贬低过去的自己。”而他聆听、书写的正是流动背后的情感代价。